材料一：

从历史上看，建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石构建筑，一类是木构建筑。前者遍及世界各大洲，包括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和西亚诸国；后者则主要存在于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石构建筑由于材质的原因，不易腐朽或毁坏；即使因客观原因如雷击或战争等毁坏了，也能留下残垣断壁或曰废墟，几千年而不灭。木构建筑则不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容易朽蚀，故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遗存极少。

石构建筑毁坏后留下的废墟，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乐”。它们辉煌的过去越来越勾起人们的怀念，而它们的悲剧性遭遇也越来越唤起人们的叹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残垣断壁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垃圾，而且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这就形成一种文化，即“废墟文化”。

（摘编自叶廷芳《再谈废墟之美》）

材料二：

这是一座战争遗迹保留最多，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二战名城。1938年春的台儿庄大捷，使台儿庄一战扬名天下。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二战纪念城市，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仅存1处蛋糕房遗迹，华沙仅保留2处战争遗迹，而台儿庄有53处战争遗迹保存完好。台儿庄通过古城重建，在保护原有战争遗迹的基础上，按原样恢复受到损毁的战场遗址，建成了世界上二战遗迹最多、保存最完好的纪念城市。

（摘编自《昔日抗战英雄城台儿庄，今日旅游度假天堂》）

材料三：

消失的古建筑是否可以重建，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1964年《威尼斯宪章》通过，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中，“真实性”这条核心原则就是来源于《威尼斯宪章》。因此，随着我国签署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禁止重建”开始出现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的重建已成为国际热点话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司库及以色列文物考古局原局长乔拉·索拉先生甚至提出他要发展一种新的关于重建的理论，以取代《威尼斯宪章》第十五条只同意原物原位归安的原则。目前国际和国内的已有的古建筑重建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保护、研究、展示三个类型。

基于保护进行的重建活动，其主要的保护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典型案例有丽江古城震后、汶川“5·12”震后和尼泊尔地震后对文物建筑的恢复重建等。二是对文化本身的保护。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波兰的华沙历史中心重建。在“二战”中，纳粹德军摧毁了这座城市，全城85%的地段被荡平。此后，波兰人民拒绝了建设现代主义首都的规划建议，凭借着战前精确的测绘图纸和照片资料，全面恢复了华沙历史中心。华沙历史中心成为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三是对文化传承的保护。这类案例特别多，如历史街区、民族村寨、历史村镇等。基于研究进行的古建筑重建大部分是针对考古所进行的复原。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日本奈良的平城宫大极殿和朱雀门的重建。日本严格按照相同材料、相同工艺重建了这两处建筑，其中朱雀门的做法更为严格地遵照原有建筑形态和做法，而大极殿则在屋顶天花部分的彩绘、门窗的做法上使用了一些当代的元素。我国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复原房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复原房址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管是因保护还是因研究进行的重建行为，都可以进行展示。因此，在2015年版的《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准则》修订时，重建不再被定义为一种保护措施，而被视为一种展示行为归入新增加的《准则》第五章“合理利用”。

（摘编自白海峰《遗产旅游中的古建筑重建：该不该》）

材料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面对激烈复杂的国际人权斗争形势，加快构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发出中国人权声音，提出中国人权方案，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对民主、自由、人权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理解、阐释、表达，因而构成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话语。考察世界人权话语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权话语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有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从17、18世纪英国、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学说和革命性宣言所倡导的以政治与公民权利等个人人权为核心的第一代人权，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民族自决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集体人权为核心的第二代人权，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综合性人权为核心的第三代人权，反映了世界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人权话语的主要特征。每一次话语变迁，无不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构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是现实中国发展的必然。首先，构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载入中国宪法，成为国家意志，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尊重人，保障人，发展人，在充分保障人的各项权利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构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旨趣就是要通过法治、民主等途径实现国家良治，使社会呈现良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保障每个人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我们需要通过加强人权法治建设，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好地统一起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后，构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人权保障的实现，既属于物质文明建设的范畴，又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是二者的高度统一。一国影响力的存在，既表现在硬实力上，又表现在软实力上，二者不可偏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需要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也需要更加良好、更加有影响力的国家形象。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人权话语权，进而增强国家软实力。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构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也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然。一方面，中国持续走向世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采取开放政策拥抱国际社会，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倡导多边主义的努力，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赢得了更多主动。中国已多年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位，并不断向第一经济体靠近，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由此而带来的中国国际影响提升是全方位的，也是深刻的。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感召力与日俱增，中文热、中餐热、中国文化热多年持续升温。向东方看、向中国看成为一时风尚，外部世界的“中国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鲜明中国标识的人文产品，一时间成为国际传播中最有影响力的话语。中国在联合国及多个国际组织中的分量加重，影响力日隆，世界对中国的借重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上，美国的全球主导能力明显下降。现今美国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白人至上”等论调以及种种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做法，严重破坏了国际准则和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退群”做法，包括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等，使美国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国际形象大幅受损。世人更加认清了美国奉行的人权双重标准的虚伪本质。由上种种，使得被吹捧了几百年的“西方中心论”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升西降”的国际大背景下，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的危机感日益加深，他们加紧遏制中国，甚至搞“去中国化”，借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发难。近来美国等一些国家在对华政策上极力使用的，恰恰是人权这张牌。他们以道德裁判官自居，奉行人权双重标准，挥舞人权大棒，企图置中国于不仁不义之地。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要加快构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发出中国人权声音，努力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摘编自鲁广锦《当代中国人权话语的构建维度与价值取向》）

材料二：

美国自诩为民主制度的“样板”，动辄打着所谓维护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对许多国家指手画脚、肆意打压。然而，金钱政治痼疾深重，民意操纵与谎言泛滥，美式民主不仅难以弥合日益极化的政治分歧，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导致美国民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名无实。美国的金钱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诸多重大公共事项上僵持不下、无所作为，使国家治理陷入低效无能的泥淖。2021 年1月6日，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上万名示威者在华盛顿举行“拯救美国”示威集会，大批示威者随后越过警卫线翻墙闯入国会大厦，与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并开枪射击，国会议员们戴着防护面罩慌忙躲避，示威者占领会场后肆意妄为。美国媒体称“暴力、混乱和破坏动摇了美国民主的核心”。法国《费加罗报》评论称，这一暴力事件激化了美国社会不同阵营间的怨恨和不信任，使美国陷入新的政治危机。

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这一现状无奈地表示：“因种族而被区别对待是数百万美国人悲剧性的、痛苦的、愤怒的‘常态’。”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连发两条媒体声明，强调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不仅凸显了美国警察对有色人种的暴力执法问题，也凸显了美国在卫生、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次会议召开种族主义问题紧急辩论，这是人权理事会历史上首次就美国人权问题召开紧急会议。2020年11月9日，美国在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查时，因种族歧视问题招致国际社会严厉批评。

（摘编自《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由于相关企业对爱立信在中国知识产权许可业务的投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启动了对爱立信相关许可业务的调查。5G时代即将到来，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如果不能早点解决专利收费标准的问题，日后将需要花费更多资金在专利费上。

面对未来市场，数以亿计的5G手机出厂，高通已经公布了巨额的专利使用费，爱立信也公布了专利收费标准。华为因为在5G领域也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也将会公布自己的收费方案。华为相关人士表示，华为5G专利售前费用不按整机收费，而且华为重申不敲诈社会与商家，价格非常透明，比过去的4G专利授权费用更低。数据显示，华为已在全球范围签署了30多个5G商用合同。

专家指出，爱立信、高通等不会只谈5G专利，5G是在2G、3G、4G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代都需要用前一代的技术，也就是说高通、爱立信、诺基亚等在收取费用时会称，5G也用了第一代通信技术2G的基础性专利，需要交专利费。5G时代这些专利都存在，尽管中国厂商的话语权上升了，但是专利费该上交的还是要上交。

（摘编《北京商报》2019年4月15日）

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于未来5G使用美国高通主导的LDPC技术还是中国华为主导的Polar技术进行了投票，胜利的一方将成为全球5G行业的领导者。会议最终达成的决定是:数据通道长码和短码编码方案均采用LDPC方案，控制通道采用Polar方案。

（摘编自《透视5G投票风波》，《人民邮电报》2018年5月14日）

过去几十年，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一直在全球移动通信技术发展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但在5G时代，美国的这种巨大优势正在丧失，告别一家独大的局面，甚至在无线通信设备制造领域，美国已经捉襟见肘。在5G领域，每个国家都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中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中国之所以在1G、2G通信时代发展较慢，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如今，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4亿，比美国和欧盟的人口总和还要多30%左右，并且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市场前景良好，这是其地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技术和政策上的优势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技术成果转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一大批行业企业快速成长，都从客观上促进了5G产业在国内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5G时代，中国领先了吗？》，《北京科技报》2019年1月11日）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5G”）引发了业界人士的丰富想象。与3G到4G的渐进变化截然不同，5G是一种“量子跃迁”。在5G网络覆盖下，下载一部分辨率达到4K的电影理论上不超过18秒。但速度带来的不仅是量变。业界人士认为，5G将给近年来“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来”的“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带来新生。

如果只是速度的提升，还谈不上质变。5G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时延和高可靠。5G的技术要求之一是能够支持速度高达每小时500公里的设备，因此5G技术推动的产业还包括无人驾驶汽车。此外，5G网络每平方公里支持100万台设备，非常有助于互联网发展。智慧城市作为一个新的产品类别，其底层技术就是物联网。有业界人士指出，过去30年将人连接起来，接下来30年会将物连接起来。目前5G的多数应用场景还只是一种展望，有些可能比预想中进展得慢，有些未曾料想的场景又可能会冒出来形成颠覆式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5G会引发一场大幅改变生活方式的革命，这也是各国推动部署5G的重要动力。

（摘编自《5G时代将会颠覆什么？》，《深圳商报》2019年01月13日）

虽然5G网络将改变社会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在探索具体应用和商业模式时仍有诸多困难。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从产业链成熟度上看，非主流频段需要我们在全球去推动，将其从非主流变成主流。同时还要解决4G与5G网络建设的矛盾，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协同问题。目前新的商务模式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又能带来多大效益？怎样能够让5G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通信行业仍然在摸索。此外，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为了满足复杂场景和垂直行业的需求，5G对于网络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端到端的网络切片给网络运维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依靠传统的网络优化方式已是难以为继。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我们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该专家表示，想要跨越这“三座大山”，构建开放、智慧和融创的5G产业环境是必须的。

（摘编自《5G商用：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财经日报》2019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