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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抖音发布《抖音直播2021年度生态报告》。报告指出，该年抖音传统文化类直播同比增长100万场，直播观看时长同比增长278%。这涉及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方面，直播打赏平台已经成为现今传统文化传播的重镇；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旧有的传统文化的文化形态已经发生了转变，经由平台传播，它的呈现方式千姿万状，被赋予了现代社会高度的弹性与质感。

传统文化既包括那些能够看到的、可感知的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如语言、食物、建筑、器皿、文学等，也包括社交礼仪、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等社会知识，还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形态、审美观念等抽象内容。在前现代社会，传统文化拥有者生活其中，自然而然地在这三个不同层面穿梭、交互。而到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已经消失。因此传统文化传播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重建：一是留存传统文化内部蕴含的文化产品、社会知识、精神资源；二是重建一套新的传播系统，帮助传统文化恢复自身活力。

在直播打赏平台出现以前，电视媒介等通过制作制度文化节目、礼俗文化节目、学术文化节目、器物文化节目等，在策划与播出方面已有尝试。它们把握住了传统文化中结构性的部分，但那些组成“整体”的无数鲜活、流动的细部还处在模糊状态。而在直播打赏平台中，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破局与补足之法。一方面，在直播打赏平台，传统文化的呈现形态朝着视听艺术方向倾斜。那些原本就具有视听表现力的艺术门类，如戏曲、音乐等，可以借由现代影音设备大放异彩。另一方面，只要进入到各式各样的直播间中，演出后台的准备候场、练习功夫等过程乃至师徒之间的互动、演员特别的生活方式、个人习惯都可以转化成视听艺术，经由屏幕直接呈现到观众面前。以越剧演员余玉婵为例，除了表现精湛的个人艺术，她还通过直播聊天、直播生活等方式将传统文化原本整体、厚重、严肃的内容一分解。这种直接的方式既有整体格局又有灵动变化，通过点滴浸润，观众感受到越剧这一艺术门类和从业者台前幕后的方方面面，感受到有滋有味的文化魅力。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主播凭借自身热爱和观众支持，将传统文化的呈现风格推向场景化、日常化。直播这一媒介对传统文化的形态重塑，还不仅在于将传统文化内容拆解为元素、表演，将之融入到当下生活，使其内容呈现方式朝着视听化、场景化和日常化方向发展，而且在于将以往的产品导向型转向社交导向型，这体现了基于移动终端、网络软件的媒介平台的又一核心本质。与之相应的，在直播平台内部，不同的传统文化门类、创作者与粉丝、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全息、立体、交互式的圈层关系也正在聚集成形。以抖音为例，粉丝之间既可以因为喜欢某一直播间而聚集在一起，也可以因为对某种文化的热情而相互联合。过去在电视媒介中，受众与传播者的影响能力都是不对等的，而在直播平台上，受众与解读者之间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关系，受众的解读影响力与传播者所传播内容的传播范围近乎一致。对于每一个观众来说，他能够同时接收到两者所传递的信息，并随时在受众——传播者、传播者一受众的身份之间跳跃、转换。通过直播平台的推荐功能，某一门类的传统文化直播的观众还可以迅速发现其他垂类的传统文化直播。非遗口技传承人方浩然将舞台搬进直播间之后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曾经他的观众都以中老年群体为主，而现在他的抖音粉丝80%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直播平台中，不同的趣缘社群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平台的积极引导，传统文化有了“破圈”传播的可能性。

（摘编自欧阳梦陶《分散与重聚：直播场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二战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危机，其涉及国家之广，对于政治、经济、生活甚至生态环境影响之深，在不少方面已超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新冠疫情何以会迅速蔓延全球？这对于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全球化与技术化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得各国居民间的往来愈加便捷。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推动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迅猛传播，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拥挤的大城市往往首当其冲。从九省通衢的武汉、意大利最为富裕和现代化的伦巴第城市圈、英国的经济中心伦敦到世界之都纽约皆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基于经济效益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因疫情供应链的突然中断，使得不少国家在N95口罩、医用棉签、防护服和呼吸机供给上捉襟见肘。黑格尔曾言，遍览各民族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各民族未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回眸过往，霍乱作为“十九世纪的世界病”，随着火车、轮船的发明肆虐全球，人口聚集而拥挤的大城市由于城市地下水系统匮乏、卫生设施薄弱，霍乱通过粪口途径广为传播，昔日的“全球化之都”伦敦首当其冲。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近代以来社会所依赖的各种技术手段与生产方式，其实都蕴含了众多风险。如果说，过往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风险社会”由此产生。一言以蔽之，全球化与技术化给世人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社会与技术的风险。

当前，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是世界许多国家政策议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基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数、感染率、治愈数、死亡数以及累积趋势的数据分析，不少西方国家成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与此同时，有可能成为新冠肺炎重灾区的东亚主要国家与地区疫情防控，已见阶段性成效。中国基本控制疫情，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倡导“小政府、大社会”治理理念，使得疫情暴发之初，西方国家在病毒检测、公共医疗设施与防疫物资供给等方面严重不足；各国政府政策不一，甚至各行其是，缺乏统一连贯而有效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以致西方国家难以实现精准防控，新冠疫情从欧洲到北美呈波浪式发展，且一浪高过一浪。反之，能够实施精准、统一疫情防控政策的国家，其治理图景呈现从波峰逐渐滑落至波谷的曲线趋势，虽然在某一阶段的数据会呈现高位，但是随之不断下滑至谷底。因此，有效应对疫情，国家能力建构至为重要，东亚取得成效在于其悠久的强大国家传统，以及民众的自觉与自律精神，后者也体现于侨居海外华人的行为方式之中。

对于这场全球性公共危机，政府之间的全面合作以及政府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政府的有效度体现于国家能力，即安全秩序的供给力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两个重要层面。同时，国家能力需要跳出“大政府、小社会”抑或“小政府、大社会”论争的窠臼，建构“强政府、强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这是全球新冠疫情下应对的路径选择。

（摘编自陈辉《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之道》）

材料一：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在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这一时期，“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产品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了。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

（摘编自张柏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二：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一位作家说过，能将胡辣汤做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和能让火箭上天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分殊。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盖枯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把键，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历史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30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三：

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等典籍就已有许多关于工匠精神的阐述，例如“止于至善”（《大学》）、“如切如碰，如琢如磨”（《诗经》）。道家经典《庄子》一书中，更是为我们描绘了匠石、庖丁、承蜩者等一系列能工巧匠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古代工匠群体，形成了以“技以载道”“道技合一”“亲民爱物”为特色的工匠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匠精神不仅是指工匠们对待自身职业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技以载道”的职业情怀以及“道技合一”的技艺境界。《寓林折枝》记载了关于工匠工师翰的故事。工师翰为齐桓公修建宫殿，借机向齐桓公进言：“国家和宫殿一样，人才就好比宫殿的柱子，如果奸臣当道，那国家就有倾塌的危险了。”齐桓公听后罢免奸臣，招贤才管仲而任之。可见，在古人眼中，工匠不仅技艺精湛，而且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情怀。

清代思想家魏源说“技可近乎道，艺可通乎神”，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强调人们应当把工作当成一种“致良知”的修行。在传统文化中，世俗的事务超越了器物的层面，被赋予更多精神的意义，这正是中国工匠文化中“道技合一”的传统。

“亲民爱物”则是中国工匠文化的另外一大特色。其中“亲民”主要源于儒家仁爱亲民的思想，由此形成了“贾而儒行”的中华民族儒商文化。“爱物”则更多源于“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道家文化。《考工记》中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体现了匠人在制作过程中，只有天、地、人、物四者和谐统一，才能制造出精美的物品。

（摘编自张保文《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