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门

邵宝健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尽管人们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是一人独居——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随即擦身而过。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幸运地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总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瓜子脸，肤色白皙，五官端庄。衣饰虽时髦又很素雅。她在西街那家花店工作，邻居们很不理解，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背有点驼。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身躯，只有那双眼睛大大的，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

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

他没有串门的习惯，经常久久地呆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噘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了。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那只花瓶永久性的所在。

除此之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旁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擦拭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洌洌，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纸雨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

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唐突。

人们在整理画师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打开锁着的房门，他的屋子里尽管到处灰蒙蒙的，但那只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擦拭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那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花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哀情和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瘸。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歪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

“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园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罩。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秧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拉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芸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歪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歪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白马

张品成

司务长蹲在一截树墩上，额角布片缠裹的地方渗出殷红的鲜血。耳边传来枪炮声，激战还在五里远的地方猛烈进行。连队十分钟前刚刚从前沿阵地撤到这片谷地，望着瘫睡在坡地上的士兵，司务长忧心忡忡。粮草已断了三日，战士们一直在饿着肚子拼杀。

命令是中午过后不久陆续下达的。第一道命令要部队就地休整，准备翻越雪山。要翻山越岭，还要抵抗白匪追击，饿着肚子可不行。然而，这荒无人烟之地，上哪去弄吃的？第二道命令随即下达，杀马充饥，权当干粮。这叫司务长万分为难了，他不知该如何向那个叫喜子的小马倌开口。

溪边的青草翠绿鲜嫩，白马正专注尽情地咀嚼。白脊叠映着远处的雪峰，马尾轻摆，银鬃拂扬，像一方轻绢，又如一缕柔云。小马倌喜子蹲在溪边，想咀嚼几枚野果充饥，却苦涩得难以下咽。

喜子六岁成了孤儿，被带到盐店做马倌，没日没夜干活，还常常被老板打骂。一次，喜子发高烧，夜里给马上料时昏倒在地。时值隆冬，身上衣服单薄，眼看要冻死在马棚。恍惚间却觉身上暖和温热，仿佛置身轻裘暖绒之中。渐渐苏醒，发现自己在白马的拥裹之中，靠马的体温保住了性命。十岁时，喜子随盐队出关，荒岭野途中遇到土匪，白马驮着吓昏了的他冲出弹雨险境，才得以逃生。

白马两次救了喜子性命，喜子把它当亲兄弟视待。两年前，红军攻下县城，喜子和白马加入了红军。白马成了师长的坐骑，喜子仍做马倌。师长和气可亲，宽厚大度，待喜子和白马都很好。红军领导苏区闹革命，穷苦人都挺直了腰杆做人。喜子常常为自己和白马有这好运道高兴。

不久，白匪围剿苏区。红军从江西苏区转移，亦战亦走。虽说处境危难，险阻重重，喜子却很乐观，坚信红军、自己和白马都能顽强活下去，直到胜利。

看看时间不早，喜子正打算牵着白马回营地。司务长从那边走过来，表情有些怪异，严肃得像溪边的崖壁。他低头嗫嚅了半天，才结巴着和喜子说了句什么。喜子痛苦地号哭起来，涕泪肆流，大声嚷着：“不！不！不！你们要杀它，除非先杀了我！”扑倒在溪岸边，手指抠着沙石地，指尖触处，一抹殷红。

司务长呆呆站着，形同一截木头。

暮日红得滴血，给树梢山岭铺一层殷红，林子里寂静无声，只有晚风穿行其间。白马站在空坪一角，在夕照的红与嫩竹的绿映衬下，更加白得像雪。

司务长端着枪，心情格外沉重。这个曾打死过二十多敌人的汉子，面对一匹马却犹豫不决起来。终于，他咬紧牙，闭上眼，猛地扣动了扳机。枪响的瞬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不要！”枪口被掀了起来，子弹倾斜着射向高空。

一只废弃的鸟巢从树顶震落。

喜子走到师长面前，痴痴地盯视良久，突然跪倒在地，声音悲切：“师长，你放了我兄弟……放了它吧……”师长扶起喜子，按按他的肩，转身朝山垭那边走去了。

白马仍旧安详镇定，伸长颈脖卷舌撩起一撮草，一下一下缓慢地咀嚼……

喜子病了，头脑昏沉胀热。迷迷糊糊觉得自己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了好久，耳边似乎时时有枪炮声。喜子醒来时，阳光正穿透枝叶的缝隙，古钱般金灿灿烙在地上，四周寂静无声。马！我的马呢？他一惊，想站起来，四肢却绵软无力。转头看见白马在树荫下安详吃草，一颗心才放下来。附近有人在说话。

“平古死了，师长也叫炮子削去三个指头……”

“唉，这仗打得太窝囊……空着肚子，端枪的力气都没有……”

“谁说不是呢！要是吃饱了肚子，仗打顺畅了，缴获了敌人那船军需，能保住多少兄弟啊！可惜为了匹马……”

喜子忽觉一阵说不出的痛楚，他紧咬了口唇。许久，唇角流下殷红的血。

白马看见喜子走来，撒欢似的扬了扬前蹄。喜子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他拉拉缰绳，又拍拍马背：“兄弟……别怪我狠心……”

师长看到那锅热气腾腾的马肉的时候，愣了一下。司务长比划着说，白马失足跌下陡崖，摔断了脖子。喜子在一边哭，不说话。

师长似乎明白了什么，抚了抚喜子的头发：“伢子，难为你了……”他噙着泪，转身喊道：“喂，大家吃肉呀，怎么都不吃？”

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吭声。喜子忽然擦掉眼泪，快步走到锅边，舀一碗马肉，用刀尖挑起一块塞进嘴里，大口嚼着，往竹林里走去了……

“大伙都吃吧，快吃吧！”师长催促着，也舀一碗。战士们纷纷拿碗去盛肉。

司务长不放心喜子，走进了竹林。只见喜子十指刨地，抠出个坑，将那碗马肉倒进去，拥上碎泥，堆成个坟状的小土包。泪顺脸颊滚下，滴在泥土里。

他不忍再看，回头，却见师长站在身后，眼眶湿渍渍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