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正在消失的乡音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方言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②近年来，留住乡音的呼声之所以越来越高，正是因为许多方言正在萎缩，山歌、童谣、谚语在青少年中逐渐失传，戏曲和曲艺抵挡不住流行音乐的冲击。现代化越来越快，方言的萎缩如暮春时节万花纷谢，难以抗拒。一旦乡音荡然无存，模糊的乡愁便会淡出人们的记忆。

③ 心理语言学研究发现， 十来岁少年学得母语， 就具备了终生语言能力的70%；同时学会几种语言，不但不是负担，还有助于提高智商。大批老科学家小时候学方言和国语，长大又学文言和外语，比谁都聪明，就是好例子。如今的孩子却学了普通话、丢了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是正确的，但在教好普通话的同时，周末组织些唱山歌、讲故事的方言文艺活动，不也很好吗？

④只看到方言妨碍普通话规范是片面的。方言是通语分化出来的，也曾向通语输送有益成分；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利用对应还可帮助方言区的孩子学好普通话。例如，可告诉没有翘舌音的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d”“t”的，就是翘舌音：都屠—者猪储署，迢貂—招召超绍。有的分不清“f”“h”，可指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b”“p”的，只能是“f”；反饭贩—板扳，非匪痱—排悲；

凡是同声旁的字读“g”“k”的只能读“h”；胡湖—古苦，混馄—昆棍。50年代方言普查后，各地都编过这类对应字表，可惜后来没用于教学。

⑤除了语音对应，方言词汇、句型和普通话不同的，也可以列表对照。例如：赶趟/来得及，长脚/高个儿，拐脚/瘸腿；斤半/一斤半，卖没了/卖光了，找不他到/找不到他。方言调查已近百年，材料积累不少，应经挑选后，把本地常见误读音、误用的方言词和方言句式，编成语文补充教材。此外，各方言的儿歌、童谣、谚语、故事、传说中，不乏语言精炼、意义深刻的精品，比如“不怕慢，只怕站”“日日守，年年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敢拼才会赢”“兄弟同心，田土成金”“好天得存雨来粮”，把这些分类编注成册，让学生自学，既能学到方言，也能获得文化的教益。

⑥当然，留住乡音不光是学校的事。方言本是家传的母语，可许多家庭如今也不说了。有的家长怕影响孩子学普通话，家里不说“土话”。其实，为了学普通话而放弃方言，这是误解。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认知方法，多语人必有多样的思维。另外，不同方言也有共同的规律。南方方言爱说“他有去，我有来”，和英语中have的用法大体相当。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更是可以相互论证，比如闽语把“高、低”说成“悬、下”，普通话也有“悬崖”和“下策”的说法。

⑦除了学校和家庭，要留住乡音，社区也有事可做。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整治青山绿水，发掘旅游资源，修饰古树、草场、水磨、廊桥，唱山歌、吃农家菜，趣味盎然。城里人到“乡村一日游”听到难懂的方言还想探知奥妙呢。有些县政府为了传承本地文化，拨款请人编写方言志、俗语志，也能唤起乡思乡情。

⑧除了作为交际工具，方言还有艺术的形式——戏曲和曲艺。这些乡音饱含历史文化积淀，曾带给当地人精神的享受。现在，京戏、大鼓、快书、苏州评弹、泉州的梨园、穗港的粤剧等，虽不像过去那样流行，可一到国外，它们就绽放异彩。有的地方很珍视这份遗产，努力发掘加工，精心培养新手，让她继续焕发青春，值得钦佩和鼓励。

⑨现实告诉我们，要留住乡音，必须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05日12版）

传统吏治措施失效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监督机制自身的缺陷以及该机制所赖以建立和运行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整体上看，传统政治中的权力监督机制呈现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权力监督排除了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它是一种“体制内”的自我检视形态，是单一性的“自体监督”模式;不仅如此，在这一监督系统内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单向关系，作为权力监督唯一动力源的皇帝，高居权力顶端，不受任何制度化的约束。这样一种缺乏“异体”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监督动力的不足和理性的缺乏，也造成了某些权力环节的虚监、漏监，它是一个内部协调成本大，整体功能低下，难以有效运转的“死系统”。

这一难以有效运转的权力监督机制是由专制政体自身属性所决定的。在集权政治中，权力监督的全部动力来源于帝国利益的垄断者—一皇帝: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统治需要，帝王们将一人“私有”的独享权力分割委寄于大小官僚，但官僚与皇家利益的背离及权力自身的膨胀决定了其异化的不可避免，“监督”因而成为必须。从根本上说，这种监督是皇帝一个人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与整个官僚集团之间的力量博弈一—以一人之力应对天下百官，其胜负结果是不言自明的。不仅如此，在集权政治背景下，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的权力形态及其运行模式如出一辙:大小各级官员如同“小皇帝”般各主一方，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权力行使在非程序化的情境下进行，对这样的权力加以监督，实为难题。

而因为有着如此先天缺陷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帝王政治下也只有依赖各级官员的自觉和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科，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来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桌子面上之事为制度，而桌子底下之事为潜规则。而潜规则灵活变通，常常使制度归于虚无。帝制政治可以有良法善治，但其实施好坏，必须仰赖政治的清明与否，历史证明，同样的刻度，在不同帝王时期命运是不同的。《明史·循吏列传》中纪有循吏125人，其中，明初至正德153年间入传者有120人，而嘉靖以后的123年里，入传者仅有5人。循吏的出现与消失并非历史的偶然，制度一如既往，而良吏已然不见踪影，各种原因值得探究。

所以从根本上说，封建集权政治无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政治下权力的私有性、垄断性，纵容了权力任性，制造了官场的混乱和吏治的不堪。不仅如此，这种政治还在全社会营造出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人们畏惧权力，又追逐权力，权力的膨胀愈发呈现不可遏止之势。这样的“官场文化”还会形成“排斥好人”的现象，“廉于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当这种“潜规则”蔓延官场，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的恶劣风气。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油画是西方绘画史中的主体绘画方式，早期的油画多以基督教经典为题材创作，可分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学院派、印象派等。现代绘画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流派更多，但诸多流派流传时间较短。没有具体记我说过西方油画中最初出现东方元素是什么时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印象派之后东方元素变得常见起来。

中国的青花瓷经常会出现在西方油画作品中。齐凡尼·贝利尼的名作《诸神的宴会》中，青花瓷钵成为诸神喜爱的“神器”。据瓷器专家考证，这三只瓷钵为明朝宣德至成化年间(1426-1487)之物。大家知道乔凡尼-贝利尼生活在约1427年至1516年间，画中的瓷器应该是欧洲大航海初期，甚至更早的产品。

远在唐代时，中国的瓷器就作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行销日本、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地。17世纪时，中国的瓷器已在欧洲占有一定的市场。当时，中国的瓷器在欧洲被视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国的宫廷里才能见到较多的瓷器，贵族家庭也以摆设瓷器来附庸风雅、炫耀地位。

不过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到了近代，中国的瓷器并不像以前那么稀有难得了，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情调的象征，“蔓延”在西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画家雅格布·约瑟夫·蒂索绘制的《贵妇》中，可以清楚看到一套青花瓷茶具，茶具洁白幽蓝，细腻明亮，即便摆在普通西方人的家里，也毫不觉得突兀——这是那时专门用于出口的、加入了西方审美元素的茶具。

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日本浮世绘漂洋过海进入西方人的视野、生活和艺术作品中。浮世绘，也就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在绘画的内容上，有浓郁的本土气息，表现四季风景、各地名胜，尤其善于表现女性美，有很高的写实技巧。在欧美印象派艺术家的画作中可以看到许多浮世绘风格的影响。

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也有很多东方风情的油画。虽然克里姆特没有到过东方，但他却非常欣赏东方艺术，因此作品背景中出现中国的亭榭、门神、关公就不足为奇了。民俗学家冯骥才曾在《保卫克里姆特最后的画室》一文中提到，克里姆特的书房里挂看中国门神的画像，书柜里陈列着中国的陶瓷、雕塑、纺织品等，他还收藏了许多中国的民间年画。我们能够在克里姆特的作品中找到与中国民间艺术相类似的用色，他在处理人物形象和环境背景时都常采用‘大面积的平涂填色，画面经常出现桃红、明黄、群青等中国年画常用的颜色，画面色彩对比鲜明，构图简洁，人物形象平面但生动写实，这些都隐隐传递出他对中国民间艺术的学习和吸收。

今天，面对势不可挡的经济、文化、艺术全球化大潮，各个国家和民族一方面都在努力适应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在加强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走上了“返回传统”“回归民族”的道路。其实，艺术上的文化自信并不是排拒其他艺术的“清高独立”，而应该是打破传统边界后重建新边界，这应该是当代艺术家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是一种在碰撞和紧张之后从容面世的态度。

（摘编自宋艳妮《西方油画中的东方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