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生态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仍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形态。生态文学作家们努力探索和尝试，让生态文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大地扎下根来。总结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面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质。

报告文学表现突出，多种文学体裁并进。早期生态文学多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文学形式以报告文学和散文居多。报告文学如徐刚写沙漠化防治的《穿越风沙线》，岳非丘写长江污染防治的《只有一条长江》等，可谓第一人称表达范例。散文如苇岸写华北大平原上动物、植物及农事活动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影响深远。近年来，小说和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乏生态文学佳作，带给我们惊喜。长篇小说周建新写人与海的《老滩》，儿童文学如黑鹤写动物的《银狐》等，都可圈可点。

全面观照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进展。近年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以及植被保护成效明显，生态文学作家以自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关注和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热情讴歌和礼赞生态环境保护者。陈启文《穿越共和盆地》真实记录与反映新中国治沙成就，李云峰《汾河行思录》关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等。这些作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多个领域，呼吁人们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多措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以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当代文学增添新质。生态文学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这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

（选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2020年4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新冠肺炎病毒正在全球肆虐的时候，生态文学的话题似乎有了更多的关注度。传统的文学，长时间来被人们理解为是人的文学，是以个性的语言故事、人物探析表达人的社会环境存在感受和命运的文学，是围绕着人的价值利害情景展开的语言叙述。生态文学则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其包含对象和目标显然是远远广泛于传统的文学界地的。生态文学有新的展开领域与活动舞台。因此，生态文学的开启，是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与革命。

自古老的诗歌开始，文学就在以各种方式努力表达着人的社会感受和理想追求。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和文学表达过程之后，如今人们渐渐地发现，仅仅依赖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视野，着眼人类自己感受追求范围内的内容，已经很难解释和说明身边的人与环境、与他物的矛盾困窘关系与迷茫了。在人类痴迷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价值目标，甚至以近似疯狂的力量和速度呈现影响结果的时候，却对自身赖以生存生长的摇篮地球的破坏严重地忽略了，对于与人类一起生长于地球上的各种具有生命的动植物的被毁坏严重忽略了，以至发生了地球生态家园的严重危机。这个现实而严重的危机，正是传统文学的困窘之处和生态文学现象新生的时代背景，正是生态文学对传统文学以革命与变革的表现提出挑战的根源。在茫然的地方寻觅，在盘桓的地方发现，在新的方向目标下出发，这就是生态文学勃发生长的机会与能动进取的意义价值。

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谈论生态文学的时候，最先要清楚地意识和理解，生态文学同传统的文学有很大区别，更是与传统文学中那种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政治、文化、民族等局限性特点的文学表达有着质地的不同。生态文学，应当是出于人类的认识感受、在全球视野仔细认真地探求地球生命如何相互依存、共生并长的途径，实现共同长远和谐发展目标的新的未来的文学。这种生态文学，是关乎地球平衡运行和地球物种整体健康冷暖命运的文学。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方能够感受到她的魅力和瑰丽的身姿。

（选自李炳银《生态文学：文学的变革与革命》2020年4月2日《文学报》）

材料三：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首要是中国主题、中国题材、中国成就、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表现，它可以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

生态属于全人类，生态文学更易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宝库。同时，生态文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

今后，中国生态文学应继续沿袭参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创作出更多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反映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成就，赞美绿水青山，讴歌美好生活的作品。同时，生态文学也应继续致力于鞭挞那些肆意滥杀野生动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推动人们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素养。

（选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202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现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也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从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也有很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作历史书来读。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其实，文学中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更鲜活，更可靠。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

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持续地影响后世。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经不在了，但他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经历的幸福和痛苦，现在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史记》也运用了很多文学笔法，来增添历史写人叙事的魅力。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景，“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本纪》里很著名的一段。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多强啊，但这不是历史，而是文学。

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读历史著作，可以认识很多历史人物；读文学著作，也可以结识很多文学人物。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大势的人物，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他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没什么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

文学把历史的真实放大或再造了，即便世人知道这是文学叙事，也还是愿意把它当作信史来看。而更多的文学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完全出自作者的虚构，可由于他们活在文学作品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成了历史人物了。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虚拟人物，但读完《祝福》你会觉得她比鲁迅的夫人朱安还真实。祥林嫂的悲哀和麻木，被鲁迅写得入木三分，之后我们只要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自然就会想起祥林嫂，甚至会直接形容一个人“像祥林嫂似的——此刻，在很多人眼里，祥林嫂已不再是文学人物，而成了历史人物。

看《红楼梦》，就更是如此了。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人物，谁还会觉得他们是虚构的呢？一旦理解了他们的人生之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真实地爱过、恨过、活过的人。由此可见，文学所创造的真实，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历史化的过程，文学不仅成了历史，而且还是活着的历史。

（摘编自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

材料二：

我也常在写小说时把背景设置在某些久远的年代，比如《檀香刑》。我的家乡山东高密，在清朝末年曾发生过德国人把青岛变成殖民地，然后在胶东半岛修建胶济铁路的真实历史事件。由于修建铁路迫使老百姓不得不搬迁祖坟，农民孙文遂率领老百姓出来反抗，但最终被清政府和德国军队联合镇压并将其枭首示众。我以这个素材为基础，再加以改编，演绎成长篇小说。

这部历史小说由修建胶济铁路、孙文抗德、高密猫腔和虚构的刽子手这些因素凝合在一起。谈及与当时历史真实的相符程度，我也很难确定，因为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会查阅很多资料和照片，通过这些方式努力得到当时真实情况的验证。历史题材与其他题材的小说不同，作家在写作前需要为历史事实做案头的准备工作。作家的心理推断力非常重要，如果某些情节明显是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强加于古人，这样的历史小说便无法令人信服。

既然作家是活在当下的人物，那么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必然面临着一些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在于真实的历史状况与作家主观想象之间的矛盾。作家写历史小说，要千方百计让自己的主观想象能跟那个时代的人的想象一致起来。作家的创作还要符合大多数读者的心理需求，然而，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对时代的想象，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但历史事件在口头传述与文本记载中，作者的想象与主观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乌江自刎”，项羽在乌江边上自言自语，怨天尤人，这样的情景司马迁是如何得知的？所以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作家的虚构和想象也会很多。

（摘编自莫言《文学中的历史和真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屈原的人格美

林庚

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

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漩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

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