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被分派到各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包扎所缺少棉被。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就得向老百姓去借。通讯员和我一起去借。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儿。我已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正准备送回去再借时，看见通识员从对面走来，两手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带我走了。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叫通讯员来拿。他绷了脸，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我只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多了枝野菊花，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摘编自茹志鹃《百合花》，有改动）

乙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却只有香雪。

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塞到女学生座位下面了。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的几秒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辣、怪石，还有漫山遍野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金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路莲。她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台儿沟走去。她边走边想，台儿沟将来一定会是“这样的”：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香雪越走越热了，她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端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台儿沟的姐妹们。香雪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战栗了，它发出洪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摘编自铁凝《哦，香雪》，有改动）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

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路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证明这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找到一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跺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不飘忽，不闪烁，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作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揿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是野战军。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至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闪烁，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