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代的“包公戏”，还是今人创作的《大宋提刑官》等司法题材影视作品，在涉及宋代审讯场面时，原告和被告都得跪在公堂上听审。这些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历史想象，甚至影响了历史研究者。法律史学者潘宇的论文《传统诉讼观念的基本形态与转型》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涉讼双方一旦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

但是，我在阅读宋人笔记时，隐约觉得宋代的诉讼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沈括《梦溪笔谈》中《欧阳文忠推挽后学》载，有一书生起诉学生拖欠束脩，官府判书生败诉，“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既然是“径持牒”，应该不会是“跪禀”。朱熹编著《五朝名臣言行录》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公（包拯）开正门，使径至前，自言曲直，吏不敢欺。”诉讼人“径至前，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禀”的样子。

这些材料记录的信息比较模糊，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我们不妨通过检索宋代司法文献加以验证。检索《名公书判清明集》 《折狱龟鉴》 《洗冤录》等官箴书，均找不到任何“跪着受审”的记录。反倒是在《折狱龟鉴》中可以找到相反的记载。《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从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当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

当然最具直观效果的证据还是宋代的图像材料。我们能不能找出一张宋人描绘诉讼场景的图像作品呢？《孝经》中的“五刑章”恰好涉及司法诉讼的内容，因此宋人笔下的《孝经图卷》中的“五刑章图”自然也画出了宋代法官审讯的场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北宋李公麟的《孝经图卷》，此卷因保护不善，以致墨迹模糊，甚至可能有图文拼接错误之处，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图中的诉讼人是站立听审，并无下跪之姿。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南宋《孝经图卷》，其中的“五刑章图”，画上的诉讼人也是站着的。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宋朝平民如果对簿公庭，无须下跪叩首。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包公案》、“包公戏”中的下跪受审场面是胡编乱造。这类作品发端于元代，而盛行于明清，它们是彼时底层文人按照他们的社会经验想象出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元明清时期司法状态的镜像。

不管是从文献还是从历史图像来看，我们都可以确信，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是必须下跪叩头的。只有那些取得功名的缙绅，才能获得免跪于公堂的特权。当时人撰写的官箴书，已经将“跪”列为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了，如郑端《政学录》介绍的“理堂事”程式：“诉告之人，不妨逐名细审，一人持状跪下，直堂吏接上；听审完，或准或否，又令一人跪下，执状听审。”很明显，清代审讼场面跟宋代审讼情景，差异非常大。这个嬗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又印证了怎么样的时代精神的流变？这是值得历史研究者探究的一个问题。

（摘编自吴钩《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制度》）

材料一：

“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他们将欢乐、光明融合在青春之中，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力赞青年，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杂志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五四”文学运动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这一角度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除陈独秀、鲁迅两人较大，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很年轻；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大多只20出头。他们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李大钊的《青春》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青春勃发。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从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材料二：

音乐是艺术中的最美者，它比诗歌更能打入人深微的心灵。它不仅如跳舞能颤动人的身体，而且能激起人的精神。它不但似建筑能建筑数十层的高屋，而且能建筑宇宙的大观。它的音中有图画，调中有雕刻，谱中有一切变幻不测的风景，离奇无常的情怀，它能模仿鸟鸣、风号、流泉冷冷、波涛澎湃。它是最科学化的艺术。它又是最职业化者，人人皆知移风易俗，莫善于音乐；变更性情，陶养德行，也莫善于音乐。故音乐是一种用力最少而收效最大的陶冶人的艺术。

（摘编自张竞生《美的人生观》）

材料三：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它以各种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手段，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很早就懂得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我国古代曾以“六艺”教授学生，其中“乐”和“书”主要是用音乐和书法来进行审美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重视诗和乐（文学和音乐）的审美教育价值，认为人的教育可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总体来看，审美教育所具有的特征能有效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首先，审美教育是一种富教于乐的形象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之中，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等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学习英雄模范的内在动力。其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怡情养性的心灵教育，是针对人们心灵的“知、情、意”的整体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转化为情感的感染力量，触及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而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再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动态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通过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贯穿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给受教育者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熏染。

家庭教育应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善于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广大家长应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善于以生动活泼的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通过审美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让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扎根。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审美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美启智、以美扬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社会审美教育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以美的形象感染人，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摘编自张弓、乐中保《以审美教育促进公民道德建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山水画的真正独立，似乎应在中唐前后。随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宗教意识的逐渐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下慢慢解放出来，逐渐获有了自己的现实性格。正如人物、牛马从宗教艺术中分化出来而有了专门画家一样，山水、树石、花鸟也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被抒写赞颂。

审美趣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转到自然山水，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它是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的间接而曲折的反映。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经过中晚唐的沉溺声色繁华之后，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这种沉溺，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们生活的时代既不再是在门阀士族压迫下要求奋发进取的初盛唐时代，也不同于六朝贵族的掠夺开发时期。他们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心情、思绪和观念。

门阀士族以其世袭的阶层地位为荣，世俗地主则以官爵为荣。这两个阶级对自然、农村、下层人民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经由考试出身的大批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这样，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倒成了他们的一种心理需要的荣华富贵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层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除去技术因素不计外，这也正是山水画不成熟于庄园经济盛行的六朝，却反而成熟于城市生活相当发达的宋代的缘故。这正如欧洲风景画不成熟于中世纪反而成熟于资本主义阶段一样。中国山水画不是门阀贵族的艺术，而是世俗地主的艺术。这个阶层不像门阀贵族与下层人民那样等级森严、隔绝严厉，这种社会阶层的特征也相当清晰地折射在中国山水画上：人与自然那种娱悦亲切和牧歌式的宁静，成为它的基本音调。即使点缀着负薪的樵夫、泛舟的渔父，这也依然只是一幅掩盖了人间各种痛苦和不幸，懒洋洋、慢悠悠的自然经济下农村的理想图画。

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哲学思潮，则可说是形成这种审美趣味的主观因素。禅宗从中晚唐到北宋愈益流行，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千秋永在的自然山水高于转瞬即逝的人世奢华，顺应自然胜过人工造作，丘园泉石长久于院落笙歌……它们构成了中国山水画发展成熟的思想条件。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