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干净净的傅雷

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走得干干净净，义无反顾，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就像风吹皱一池春水，遂又了无纤痕。傅雷的一生挺身玉立，气宇轩昂，就像一棵笔挺的秀竹，宁折不弯。他的夫人雍容端庄，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缠绕秀竹的春藤，温存有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丽的光芒。世间恩爱夫妻，概能如胶似漆；但能够做到携手共赴正义，蹈死不顾的，恐怕从古至今也屈指可数。贝多芬有句名言：“为了真理，给个国王都不换！”傅雷做到了，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写意。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傅雷和夫人在临走前的9月2日夜，曾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一封仅千余字的最后家书。这封遗书是写给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遗书写得笔墨清晰，条分缕析，坦坦荡荡，磊磊落落，至今读来都令人潸然泪下，振聋发聩。从遗书里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无非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而这两件东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并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即使竭尽全力呐喊也是微茫的。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觉察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有向任何人申辩，只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一个多么干净、彻底、从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付朱人秀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间的生活费，并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如果说傅雷临走前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这就是惟一的遗憾，带着深深的同情的遗憾。要送人或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他们的丧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决不乱套，就像夫妻两个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声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有才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

傅雷干净了一生，与人无求，与世无争。9月3日凌晨，他和夫人化做两粒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天亮前降临大地，其璀璨的锋芒一直照彻敬佩他的每一个文人。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时入学读书，拜在蒲松龄同族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怀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聊斋志异》和诗集的抄本。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辑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他节衣缩食，不惜花重金购买蒲松龄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嗜，何顾后人之讪笑也！”后来，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带着蒲氏书稿躲进了深山。日本人一无所获，便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与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他艰苦卓绝地搜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才得以捧卷饱赏，学者才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一生珍爱的蒲氏书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12篇蒲氏遗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他把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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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有删改）

50年来我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父亲

1967年5月5日，施一公生于河南郑州，父亲是在哈工大读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

他出生时正赶上“时代动荡”，父亲为他取名“一公”，希望他长大以后能一心为公。施一公说：“父亲赋予我这个名字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施一公的父亲聪明，性格爽朗，无所不能。虽然遇上时代动荡下放，只能住牛棚，但为了让家人住得更舒适，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理发师。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他家里用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父亲当过高中老师，教数学物理。父亲还很热心，邻里乡亲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忙。

父亲对孩子们既慈祥又严格，他总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于是，施一公打小就不让父母操心，开启了开挂模式，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是第一名。

1985年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在众星荟萃的清华园，他仍然秒杀其他同学，年年都名列年级第一，无人能撼动。他不仅成绩好，还是运动健将，跑步、游泳、滑雪……都不在话下，他在清华校运动会上多次创下竞走纪录。

他说：他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

而他真正意识到，父亲对他生命的重要影响，是30年前，父亲的那一场悲剧，这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1987年9月21日，当时他还在清华读书，父亲被车撞倒，刚到医院时，父亲的血压心跳都正常，但医院急救的医生，却要求交500元押金才肯救人。肇事司机花了4个半小时筹到钱时，父亲已永远离开了。悲愤中，他想报复那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医生，并开始痛恨整个社会。

多年后，他想起父亲为自己取名的用意，想起父亲总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邻里乡亲，他想到：要努力减少父亲这样的悲剧，让更多人心存善良。

从此，他更加拼命地学习、研究。

1989年，他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初，他获全额奖学金，进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1997年，他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助理教授；2003年，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为了留住他，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最大的实验室，最高的科研基金，为他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短短数年内，他带出了细胞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团队。2007年，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然而在2008年，他在众人喝彩声中突然掉头，选择“裸奔”回国，为清华大学全职工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惊呼：“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可他却坚定地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很多人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但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不让泉下的父亲失望。是父亲教他有胸怀懂回报。

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提到过，自己回国的根本目的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他手把手地教学生做实验，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跟他唱“反调”，怂恿学生挑战他，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他清醒地教育学生：让价值观回归理性，不再用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标。

作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施一公的回国，影响了一批批海外学者回到祖国效力，他们中很多人直言，“施一公都回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短短5年，他就先后把全球70多名优秀人才引回到清华大学全职工作，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惊呼：“也许因为施一公，中国对美国的智力流失开始反转了！”

施一公曾说过：他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