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解绑“夜经济”是“疫”时之需吗？我们希望答案是否定的，但疫情绝对是开放“夜经济和地摊的强力催化剂。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全面暴发并逐渐扩散至海外以来，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疫情过后就业民生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4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6%，而且城镇调查失业率中并未包括个体工商户等大量未就业人口，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糕。

倡导“夜经济”能带动就业吗？以成都为例，自3月以来解绑政策直接增加了3．6万个流动摊位，带动10万人就业，即一个摊位平均需要三个店员，也就平均带动三个劳动力就业。根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全国个体工商户数为9776．5万，比同年第四次经济普查的6295万多出54．8%(2018年)。个体经营户全年营收规模为13．1万亿，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34．4%，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目前，扩大内需是国内最紧迫的问题，发展街头巷尾的小店、小摊，是刺激需求、就业两端的良方。但本质上，拓展消费的场景，延长消费的时间、增加消费的客群，才是扩大内需的手段。以摊位为起点，“夜经济”将消费时间从白天延伸到夜晚，店铺、地摊、夜市通过低廉的价格、便捷的购买将客群在夜晚吸引出来，从而增加更多消费机会。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何在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时，保民生、保就业？解绑夜经济与地摊业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将“喝水人”变成“挖井人”的政策措施，保证在中国产业调整与升级的转型阵痛时，不让失业下岗人口变成改革开放的对立面。

如何发展“夜经济”呢？小而美的地摊生意是起点，因地制宜发展“夜经济”，拓展消费场景是长久之策。鼓励发展夜间经济和地摊文化，不同城市的发展能效不同。气候和交通是制约夜经济发展的要因。

根据滴滴《城市交通出行报告》，城市夜间出行活跃度排序是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显然气候和纬度影响较大。其次，对比主要城市地铁营运时间，在超过平均营运时长的城市中仅有北京一例居于北方。

结合纬度气候环境和24小时商业营业比例，可将全国主要城市划分为四个梯队。爽朗豪放的西北人喜欢大酒大肉的西北菜，青岛人可以靠海吃海，而地摊夜市上撸串喝酒大快朵颐却是全国人民都喜爱的。而广州为“夜经济——成熟市场”，广州经济发达、气候温暖，还拥有较高比例全天营商环境。漫步在广州的夜晚，我们深感舒适宜人与安全，在这样的城市发展夜经济与地摊自然是事半功倍。

目前，全国已有27地出台了鼓励发展地摊的相关文件，政策密集出台的背后需要有与“夜经济”和地摊文化相应的配套措施。重振夜间经济与地摊文化仍在路上。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白昼和黑夜，都应该是一座城市的生机与魅力。振兴“夜经济”，绝不仅是“疫”时之需。城市需要秩序与安定，需要就业与民生，也需要烟火人间。

(摘编自2020年06月25日大七环都市圈智库《夜经济，是人间烟火，更是城市之光》)

材料二：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的加快，大众居民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夜间消费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近年来，不断有经济学家通过城市夜间灯光的变化作为衡量国家、城市是否繁荣的重要指标。由此可见，夜间消费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城市夜间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夜市，而是一种基于时段性划分的经济形态，一般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凌晨6点所发生的三产服务业方面的商务活动，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第二时空的进一步延伸，其业态囊括晚间购物、餐饮、旅游、娱乐、学习、影视、休闲等。

夜间经济的概念针对的是现代城市，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工作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更多时间、空间来释放压力。白天忙于工作，使许多人把购物和休闲时间转移到晚上，夜间维度的经济发展已成为整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空间。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效益，对城市社会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如增加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等。

(摘自腾讯网2019年2月《崛起的夜间经济》)

材料三：

“夜经济”，消费的是金钱，也是时间。从三四十年前的伦敦、巴黎到纽约、东京，到今天的北上广深，“夜经济”是经济社会繁荣的产物，是劳动者闲暇时间增加的结果。依托现代劳动休息制度，“夜经济”是休息日消费方式的纵深化，不是“熬夜经济”。

“夜经济”、夜生活，从欧美日到中国，都不是对工作不闻不问、对休息不管不顾。各国“夜经济”高峰总体上与周末、节假日高度重合。“夜经济”是经济繁荣发展、休闲时间增加的历史产物，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当生产线取代手工作坊，收割机取代了镰刀，人们就有更多闲暇时间。20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国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称为“收入——幸福悖论”。经济学家计量分析休闲时间与产业效率相关性之后，各国开始大力推动休假制度改革，保护劳动者休息权利，倒逼劳动效率提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闲暇时间持续增加。2019年，我国法定节假日115天，占全年时间的31%，一年之中，三分之一时间，我们可以享受夜生活、体验夜文化、拉动“夜经济”。这是与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不同的工作生活表，既扩大了假日经济的广度，也推动了假日生活的深度。向时间深度要潜力，鼓励夜生活、拓展夜文化、发展“夜经济”，是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摘自2019年10月人民日报《“夜经济”不是熬夜经济》)

材料四：

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者发现，全国夜间经济消费东西差异明显，北京与东南沿海最活跃。这对于忙着引才的各地，或许也构成启示：既然年轻人喜欢夜经济，那么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城市夜经济，培育更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休闲环境，也能成为一种“软业态充分的生长空间。夜经济，也需要城市治理升级。比如，公共交通的运营时刻与便利程度直接影响人们的夜间出行。不论是消费者，还是餐饮、休闲领域的服务人员，都仰赖便利的公共交通。如果他们都不得不赶着时间回家，夜经济便无从谈起，这是需要十分注意的一个细节。除此之外，治安状况和停车便利程度等，也都是提升夜经济品质的必需品。最近，上海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了“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这意味着夜经济的城市竞争，正进一步拓展到治理层面。一方面，夜经济需求比想象的更旺盛，增长潜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诸多有价值的商业与文化资源，还有待激发。在餐饮消费、购物消费与城市灯光秀之外，如何给消费者创造更加多元、差异的夜间消费场景，或将成为城市竞争的一条新赛道。

(摘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夜经济成为城市“软实力”》)

材料一：

近年来，“国潮”悄然兴起，并刮起强烈风暴。在天猫上搜索“国潮”，会出现各种贴着“国潮”标签的服装；在微博上搜索“国潮”，会找到上千个起名“国潮”的博主。可见，“国潮”已成为一种时尚，不仅是年轻人追逐的潮流，也是商家营销的卖点。

尽管“国潮”如此火爆，但人们对“国潮”的定义却莫衷一是。有人把“国潮”理解为“中国本土设计师及主理人创立的潮流品牌”，所以网络上大量以“国潮”为关键词的文章讨论的仅仅是时尚潮牌，理解相对片面。还有人认为“国潮”是以品牌为载体，既能满足年轻消费者个性的张扬及其对时尚的追求，又是对传统文化自然回归而产生的一种流行现象。它相对全面地概括了“国潮”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中国、品牌、潮流和文化。

“国潮”的字面释义虽简单明了，但其内涵却丰富多维。从表现形式看，“国潮”既可以是体现中国文化的复古中国风，也可以是展现国际潮流的创新中国风，中国元素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巧妙结合，形成灿烂多姿的时尚潮流。从载体看，“国潮”既有以实物产品为载体的中国制造之潮流，也有以文化现象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之潮流，比如汉服文化的兴起等。从影响范围看，不仅本土的时尚品牌纷纷爆红，而且其他领域的国产品牌也逐渐被国人所接受和喜爱；不仅华为李宁等中国新制造在国际社会受到人们的追捧，而且许多中华老字号也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国潮”的迅速火爆看似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其实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有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动因。“国潮”热标志着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高品质国货赢得了市场，中国制造已经进军全球中高端产业链，“中国速度”正在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实现了成功起跳。

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制造不缺少高质量的产品，不缺少创新能力，也不缺少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缺少的是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和认知度。不过，被先进技术、创意文化赋能的中国创造不断释放潜力，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国潮”的兴起，是中国人从满足温饱、看重产品的实际使用效果的消费偏好，转向注重品质消费的必然结果。

“潮”，代表了一种时尚潮流、一种流行趋势。“国潮”不仅可以用年轻人的语言诠释古老文化赋予现代的美感，也可以表现为将传统文化融入时尚的创意。“国潮”热展现的是人们对国家现在和未来发展的积极心理状态，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更是文化自信的提升。

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的“国潮”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我国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一些落后企业还在利用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市场上鱼龙混杂，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有的企业利用“国潮”的热度生产劣质产品，影响了国货声誉；一些行业的品牌跟风模仿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依然有待提升。

（摘编自姚林青《“国潮”热何以形成》）

材料二：

“国潮”，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就是“中国风+中国潮流”。它是具有独特文化元素的被广大民众认可的时尚。它与国家和民族所传承的物质、精神、行为、制度等文化及其相关的人、物、技、艺等息息相关，它不同于一般的潮流，即那些仅与年轻人有关联的物质消费品或流行文化艺术。

“国潮”，不是什么舶来品，是新时代背景下自然而然衍生出来的潮流，是综合国力、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一种在血脉中流淌，由内而外涌现甚或喷射而出的心理倾向，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特质。

文化，一旦有效有形地彰显出来，足以激发众多个体共鸣，也足以让品牌符号更为鲜活，更显价值。中国“国潮”产品以美好的品质，切合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内在需求，它凸显了消费者内在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国潮”产品作为国粹文化的可视载体，除了在外在形式上有活泼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将真情实感真正融入了其中，让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时空转换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无论是时间脉络上文化气质的变化，还是以某种单一形式为载体的文化演变，如戏曲、刺绣、古董等，有无限空间等待我们去了解与挖掘。我们要以虔诚与敬畏的态度，精巧而精致的艺术形式将其在“国潮”上表现出来，其中无疑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消费观念因人不同，存在多元化、个性化。自然，一千个人眼里也会有一千种“国潮”，但中国“国潮”产品的根本都是一样的，不可动摇。那就是，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皈依于其中，并得到普遍的认同认可。中国“国潮”是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国潮”产品站位高，舞台广。不难发现，除了大红大紫的故宫文创IP、国际时装大秀上的李宁，还有许许多多“国潮”品牌、跨界合作正在给我们带来一波又一波令人梦牵魂萦的惊喜。

浩浩荡荡的中国“国潮”，是中国心灵、中国灵感与中国文化的交汇与交响，既然来了，就如嘹亮的中国歌谣，众口同声，和合有序，抑扬顿挫；有致有情，势不可挡。

（摘编自程应峰《国潮，文化自信的光芒》）

最近，读到国内几位名师有关《红楼梦》的整本书导读，都不约而同地把人物命名方式以及相关判词，当作理解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关键。

关于人物的姓名，他们或以为给小说中的人物取姓命名是一门十分讲究的学问，它往往起到点化人物、暗寓褒贬、活跃气氛，甚至是提纲挈领的作用，《红楼梦》中的谐音正是“这样”，或认为“这700多个人名，个个有讲究，个个凝结着作者的心血”。诸如此类的夸张说法，虽不必过于较真，但用以指导普通读者和青年学生理解《红楼梦》，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错，《红楼梦》中部分人物的姓名，确实含有某种特殊功能，对理解作品或者人物有一定的指向性。比如小说采用谐音方式，或者提示作者整体的创作原则，如甄士隐(真事隐)和贾雨村(假语存)，或者点出了人物的特殊遭遇，如“娇杏”谐音“侥幸”，“冯渊”谐音“逢冤”，“元、迎、探、惜”谐音“原应叹息”等。虽然这似乎是小说中已然存在的事实，也是大家熟知的，但由此出发来理解人物，总有贴标签的嫌疑，容易陷自己于教条主义的泥潭。

这里的关键在于，文学作品主要是以形象感人的，形象又是借助人物的生动具体的言行，通过展示特定情境中的复杂人物关系表现出来的。对形象的鉴赏，哪怕用概念介入，也不能脱离形象，不能采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对形象加以一一对应或寓意上的一一落实，即使《红楼梦》人物的姓名在谐音上给人以某种暗示或寓意，但这种暗示和寓意仅仅代表着形象的某个侧面，况且也只是对部分人物形象的理解起指向性作用，而对另一些形象的理解作用甚微，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总体来看，《红楼梦》对一些相对次要或者边缘化的人物，用名字谐音方式突出其某方面的特征，以方便读者阅读，而最主要、最关键的人物，则较少给人以谐音双关方面的联想，力图以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出形象的立体性，这是作者在处理数以百计的人物时，采取的一种基本策略。诸如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主要人物，我们很难从谐音中找到某方面的符号性特征，道理正在此。即便在某些场合，脂砚斋评语对有些人物的名字给出了意义的指向，比如把“元、迎、探、惜”谐音为“原应叹息”，但这种带有倾向的抽象阐释之意义，并不能涵盖自然生命的渐次推进，即从作为起点意义的元春，到阶段性的迎春和探春，再到“三春去后诸芳尽”的惜春这一过程。当然，更不能涵盖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每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在理解人物命名时，即便撇开具体人物的言行，仅仅是在抽象层面因谐音而引发一种符号式把握，对有些人物也是不能作简单化处理的。比如“秦可卿”，究竟是“情可亲”还是“情可轻”，或者是“情可倾”乃至“情可清”，从清代开始直到今天，有持续的争议。理解人物命名从清代开始直到今天，

所以，理解人物从形象本身的具体言行出发，即便某些人物的姓名谐音给人以意义的指向，但仅仅把这种谐音作为理解的一个侧面，并通过自己阅读的具体感受，努力发现这一侧面所涵盖的以及不能涵盖的其他方面，这才是阅读伟大作品的正道。因为，相比揭示名字的符号性功能来说，对人物具体形象的真切感受，才是更为重要的。

（选自詹丹《猜谜不是理解<红楼梦>的正道》，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