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

茹志鹃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

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1958年3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给我一枝枪

茹志鹃

记得我第二次向营长要求一枝枪，是在那年的秋末冬初。我们部队过沂水，进入了鲁西南，那是一片遭受敌人严重践踏的地方。谁见过死去的村庄么？四处没有庄稼，村里没有树，听不见狗叫，更没有鸡啼，屋上不冒烟，路上不见人。一进去，人会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那个时候，那个地区，就尽是这样的“村庄”。部队在这样的地区作战，是相当艰苦的，要打仗，要行军，要挨饿。那一天，天还没透亮，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村庄宿营。营部住在一个从前我们的村干部家里。这一家好像没有男丁，房里炕上，只有一个两岁光景的孩子。房东是个大嫂，呆板着脸，给我们开门、腾地方，是欢迎我们的，可是总不开口，似乎没有其他地区的老乡那样亲热。弄好了铺，我便和通信员商量：我们放倒头睡了，不吃东西不要紧；但是营长，他还要工作呢！无论如何，得设法给他弄点吃的来。我们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找群众想办法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可想。于是就决定去找那位不露笑脸的房东大嫂。不用说，这任务当然是我的。但是我找不到她，房里房外，屋前屋后，都没有她的影子，炕上那个孩子倒醒了，有气无力地哭着要娘，不用说，这又是我的任务了！于是我过去抱着她，哄着她，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大嫂来了。她见我在哄孩子，好像有点高兴，但不等我开口提出吃食的事，她先向我借个手电筒。我把电筒交给她，同时迅速地提出了问题。她听了，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不表示有，也不表示没有，只招手要我跟她走。

“大嫂，咱们上哪里？”我看她领我走出了大门。她也不回答，用嘴向村外嘲了嘲。反正这一带都是我们的部队，我放放心心地跟她走。

“大嫂，你家大哥呢！”山东人一般称女人的丈夫叫大爷、大哥，我想和她攀谈攀谈。

她没有回答，还是用嘴向村外呶了呶。这时，东方已经露白，可望见村外是光秃秃的一片，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村边边上，拱起几堆新土。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问道：“他？……”

“牺牲了。”大嫂撮起三个指头，在我面前摇了摇说：“一起七个。”

“什么时候？”我这时才看见她腰上束了一条麻绳。她没有回答，只是走，走过一盘石碾旁边的时候，她停下了，轻轻地用脚点了点碾旁的土地说：

“在这里，上铡刀铡的。”

我看见，这块土地的颜色是黑褐色的，那是血。血，唯有血才能偿还。营长同志，你给我一枝枪吧！

“没有枪！”大嫂的脸仍是呆板的，好像总结似的说了一句，接着又喃喃地说：“咱们没有枪！没有，手榴弹也没有……”

她带我到一片被抢过、被践踏过的黄豆地里，我们打着手电筒，寻拣着掉落在地上的黄豆。拾了有两大把，捧回家，放在锅里炒，大嫂一边炒，一边呆呆地睨着自己的孩子。豆炒好了，喷香，大嫂把它盛进我们的茶缸，孩子微微张着嘴，满怀希望地看着娘，大嫂顿了顿，就用两个手指取出两颗豆子，放在孩子手里，然后拿到堂屋里，放在营长面前。营长大概也知道这家房东的事，他望着茶缸，久久地沉默着，最后，他把那孩子抱过来，放在自己腿上，然后把黄豆一颗一颗地排在桌上，摆成了二列横队。他和孩子说着笑着，把豆子当作敌人，他喊着口令：“出列！”“齐步走！”于是“一二一，一二一”黄豆便一颗颗地走进了孩子的小嘴。孩子的嘴跟不上了，她的牙还不能同时咬两颗豆子呢！她吐出一颗带着口水的“敌人”捏在手里，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嘴里那一颗。

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小嘴，竟是这样的柔嫩，小红唇里面的一切都是粉色的，软软的，就连那几颗小小的乳牙，也是那样细软无力。咬一颗豆，都需要她全神贯注，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营长拿起“横队”前面的一颗大黄豆，还没塞进孩子的嘴，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的号声。天拂晓了，敌人的轰炸机嗡嗡地又出动了。村里的部队迅速地作了防空准备，能进屋的都进屋，不能进屋的马匹、物资，全部密密的插上树枝。

黄豆是黄豆，不是敌人。敌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就在前面，离我们只有三十里路，不！就在我们头顶上， 他们有炸弹、机枪，有坦克、大炮，还有……铡刀。

营长听到号声，立即将孩子交给了我，把一颗已经“一二一”走出队来的豆子也交到我手上，然后，将卜壳枪转到胸前，出去了。通讯员立即挎上枪，跟在后面。孩子信赖地靠在我怀里，圆圆的小嘴，还在挪啊挪的扭动。她把豆子搬到左面牙上咬咬，又把它搬到右面咬咬，最后又把它搬回到左面，于是全神贯注，眼睛挤成一条缝，才咔嚓一声咬开了。我闻见些些黄豆夹着奶花的香味……敌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着目标。

营长啊，亲爱的同志们，给我一枝枪吧！哪怕是一枝短枪也好，为了沂蒙山臂上的枪眼，为了碾旁那黑褐色的土地，更为了这花似的小嘴，为了幸福和理想，给我一枝枪吧！

（有删改）

《百合花》是六千多字的短篇。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恕我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它的风格。

（选自茅盾《谈<百合花>》）

百合花

茹志鹃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到了包扎所，发现没有预备好被子，我就自告奋勇去老乡家借被子，并请了送我过来的才十九岁的小通讯员，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是我的同乡。

借被子还闹了笑话，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被子借到了，小通讯员也走了，天也黑了，天边却冒出一轮满月。

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X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寨，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动员来的附近的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们先前向她借被子，她不肯借给小通讯员，却借给了我，那被子可是她唯一的嫁妆。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熟悉的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一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摆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青年人的脸。

1958年3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