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产生时代这一问题始终缺乏具体确切的答案。就是世界各国的文字学专家，对于文字产生的具体时代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学派。。

一种说法，认定文字的起源并不比语言产生晚，认为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或新时器时代初期就产生了文字。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把人类最早的图画、图示和各种刻记纳入了文字的范围。他们把原始人的许多岩画谓之“图画文字”；也有把纹文时期的纹记视作正式的文字。这主要是对文字的真正定义和内涵缺乏一个正确的认定。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没有形成语言的时候，他们要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只好用手势比划或在地上画图表示。但是文字终归是文字，它和那些原始的辅助表意手段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是不管世界上哪个民族的文字，没有一个不是他们民族语言的符号，尽管世界文字之林中有的是表意文字，有的是表词文字，有的是标声文字，但都是和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一致的，凡是语言能表达的，文字就能表达。所以可以说文字尽管在某种功能上超出了语言，但仍然是语言的辅助工具。这样的文字，自然是产生在语言产生以后。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不能使人认同的。那就是拘泥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没有见到完整的实证材料，就认定事物的不存在，就对没有被认识或没有被发现的甚至对理应存在和实际有过但已消失的事物持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科学的态度。比如说，在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很多人认定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汉字，可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前，人们长期认为商周时期的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一见实物就动辄定论的习惯，一直妨碍了对文字起源的系统地、理论地探讨，也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明晰结论。

当然，甲骨文是比金文更为古老的汉文字，有一些甲骨文的单字比钟鼎文的结构带有更为原始的特征，如“”（子）、“”（午）、“”（丁）等。但人们都能看到，甲骨文的结构比钟鼎文简练，是简化了的古文字。甲骨文大多是当时用来刻在甲骨片上的占卜记录，为了便于镌刻，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简练的书体。文字的简化是文字形成以后的运作行为，所以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文字的产生已经有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中国古文字起源于何时？根据种种依据推断，中国古汉字最早出现在六千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形成于五千年后的新石器时代。

（摘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我们的祖先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与科学探索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传统节日缺乏完整的、正确的认识，孤立地宣传某个节日，纠结于某些节俗的兴与衰，是传统节日与当代生活渐行渐远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讨论我们的节日与节俗，需要弄清节日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节俗活动的本旨与功能是什么，又寄托着人们什么样的期盼和追求。

首先，我们的节日，是有其规律、也有其系统的。这系统主要由两个系列组成，一个是节气系列，一个是节庆系列。立春、清明、霜降、冬至等，属于二十四节气，而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等，则属于节庆系列。排列这些节庆日，我们可以 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恰好是一月初一（春节）、三月初三（上巳）、五月初五（端午）、七月初七（七夕）、九月初九（重阳），以及一月十五（元宵）、七月十 五（中元）、八月十五（中秋）等。也就是说，它们都与月亮的圆缺周期相关，而节 期的间隔大致相等，节庆日则选择容易被记住的日子。二十四节气，大家都知道，是 科学推算出来的，它与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相关，所以二十四节气的公历日期几乎是 不变的。这两个系列的产生，都基于中国的历法。

我们的先民，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观测探索、归纳升华的天文学成就 和历法，是值得中国人引为自豪的。而研究的初衷，就是为了掌握季节时令，指导农 业生产。也正是在长期沿续的农业社会中，一年四季的重要时间节点，逐渐形成了相 应的节日与节俗活动。节俗活动由简单趋于繁复，由不定型趋于定型，其间有补充与丰富，也有变异与淘汰，但根本的一条，就是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紧密相关。历史 也证明，只要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基础不改变，“移风易俗”的号召总是阻力重重。 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近年来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城市人 口急剧增加，使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许多节 俗活动仍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节奏上，致使传统节日也就出现与社会脱节、与人民疏离 的趋势。换个角度说，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相适应的节庆，就能够广受欢迎，迅速 崛起。最典型的例子，是“双十一”、“双十二”这种“无影造西厢”的新节，竟然 会引来全民狂欢。这种新节崛起给我们的启迪，就是必须打破默守成规的旧观念，重塑适应新时代、新生活的新节俗，才有可能复兴我们的传统节日。 回观历史，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节俗，从来就是处于变化之中的。首先，节庆的时间会有改变。比如说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是汉代才确立的。《尚书大传》中说，“夏 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秦代更以夏历十月初一为新年。又如 接财神，清代以正月初二为多，而当代则以正月初五接财神最盛行，还有人为了抢先 接到财神，在初四就“抢路头”。其次，节俗的内容会有差异。如端午节，南京以西， 是纪念屈原；苏州以东，是纪念伍子胥。又如古代由女性祭灶，到明代变为禁止女性 祭灶。最初只有送灶君上天，后来又增加了接灶君归位。至于冬至要不要喝鸡汤，春 节吃年糕还是吃面条，更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最重要的是，节俗活动的内容也在 不断变化中。先秦时期，因为人的生产技术水准较低，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很高，将 未知的自然力量视为神秘，力图以种种方式与其协调。祭百神、祭祖先，就是为了感 谢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庇护了百姓，希望来年仍能得到他们的庇佑。汉魏以降，随着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岁时风俗中世俗生活的内容渐渐增加。

即以新年节俗为例，晋代除夕活动的中心已是辞旧迎新。《荆楚岁时记》中说到“相聚酣饮，请为送岁”。家人团聚守岁成为定例，且以为子女守岁能为父母延年益寿，有“守冬爷命长，守岁娘命长”的俗语流传。此后新年节俗不断拓展，将时段相近的一系列民俗活动融汇进来，从腊八、祭灶到元宵，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节俗内容也在陆续变化中，如汉代的门神是神荼与郁垒，到唐代换成了秦琼与尉迟恭。同在唐代，又增加了钟馗的传说。到明代初年，因朱元璋的提倡而增加了春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财神信仰的出现。赵公元帅的财神形象，是在明代万历年间 出版的《封神演义》中完成的。民间接财神的风俗，实际上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 济萌芽，商品生产和贸易发达，市场经济兴旺，拜金思想渐盛的反映。清代以来，祭 拜财神已成为新年风俗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且产生了关于“五路财神”的种种说 法。直到现在，正月初五接财神，仍是与初一拜年不相上下的节俗活动。近年来在重 阳节俗中增加敬老的内涵，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同样，清明节俗中也可以考虑增添孝 亲的内涵，在祭扫去世亲人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在世长辈的孝敬。

与此同时，一些节俗内容在消失。如《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 日帖人于帐。”以新年某一天的天气晴好与否，占卜相应事物全年的灾祥。至迟在汉末这一风俗已广为流行，并陆续增添庆贺、祭祀、娱乐的节俗内容。但后世渐趋淡化，民国年间，只有人日仍是重要的民俗节日，而现在知道“人日”、“人胜节”的人也 不多了。过年最热闹的是放鞭炮。但在火药发明之前，爆竹名副其实，就是以火燃竹 筒，令其爆裂发出响声。有了火药制造的鞭炮，没有人再去烧竹竿。有趣的是，至今还有人纠结于鞭炮的禁与不禁，以今天的科技水平，制造有声光无污染的鞭炮替代品，不会有困难吧？同样的道理，中秋节的月饼，是年年吃、年年怨，为什么就不能放弃 旧配方，生产符合现代人口味的月饼呢？

所以说，节俗当从时代，是历史的规律，也是现实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把人们重 新捺回既往的生活模式，也就没有理由固守陈旧的节俗。只要大家解放思想，营造更 多适应现代人新生活、新情怀、新追求的新节俗，我们的节日就一定能赢得更多的人 参与，重新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