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号

申志远

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行进在草地上，远远的，一个人走在前头，他的影子在天际线下，是一个小黑点，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是打着军旗行进的红军。

从茨坪出发，过湘江，一直走到这一眼看不到边的草地，陆青一直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头，因为他是号手，军号一响，红军战士就要向前冲锋。陆青19岁，曾经是茨坪小井的一个喇叭匠，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老表们都叫他喇叭青。那年，镇上闹红，他跟了私塾的教书先生一起投了红军。

政委问他：“娃子，你会干啥?”

“我会吹喇叭。”

“会吹喇叭，那你去当号兵吧！”

政委一句话，喇叭换成军号，从此，陆青成了号兵。

军号是德国的，印着一串洋文，铜的，锃亮锃亮的，能像镜子照见号兵的脸。号的做工十分精细，每个按键和每个螺丝都是巧手工匠做出的细活儿，一吹，声音特别嘹亮，十里八里都能听见。军号的主人叫阿贵，每天号不离手，阿贵是上过军校的广东人，读过学堂，从南昌到海陆丰再到长沙，一路吹到井冈山。号谱虽然复杂，但对于作为喇叭匠的陆青来说不是难事，他很快就学会了。

这军号阿贵以前是从不给陆青用的，用一个牛皮套套着，拴了一大块红绸子。号兵陆青跟屁虫似的追着阿贵，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这军号的主人。阿贵有一天说，喇叭青，等我去见马克思了，这军号就是你的了。

“马克思是谁呀?”

“一个大胡子的外国人，是我们共产党的祖宗。”

“你不能见马克思，你得带着我，吹着号去冲锋！”

“喇叭青，我要牺牲了，你得继续吹，吹到革命胜利……”

陆青回答：“我想要军号，可不想让你死，我们要一起吹着军号去见毛委员！”湘江之役，白匪用了飞机大炮，红军的浮桥被炸断，造币厂的车床、《红星报》的印刷机都被炸到江里，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毛委员下令：扔掉这些坛坛罐罐，突围！号兵阿贵在湘江渡口吹响了冲锋号，一颗炸弹爆炸在江中心，号声戛然而止，阿贵的脑袋被弹片削掉了，一团血雾喷过来，鲜血浸透了红绸。血喷了陆青一脸，他拾起军号，用尽平生的气力吹响，他的脸和军号、军旗都融在湘江猩红的血色中，号声呜咽，为阿贵奏响挽歌。红军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成功突围了……

以后，这军号跟了陆青，跟着主力红军，一路走来。

松潘草原的天气，一会儿一变，刚刚还是万里晴空，一下子就暴雨如注。陆青行进在草地上，任雨水浇过头顶，他把军号塞进背包，打开背上破旧的油纸雨伞，冒雨前行。雨雾中的陆青感到非常疲惫，确实走不动了。雷鸣电闪中，他仿佛看到阿贵在和他说军号的事……

暴雨过后，草原上弥漫着雨雾，天边还出现了一道彩虹，陆青又饿又乏，放眼回望，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变成一个小点，他已经急行军好几里路了。

前方，是一块绿色的草坪，过了草坪就是一大片灌木丛，陆青喝光水壶中最后一口水，扔掉了被雨打烂的油纸伞，擦了擦军号，整理了一下背包，踏上了绿色的草坪。

一脚下去，陆青感觉自己好像飞了起来，而后整个身子迅速地沉下去，仿佛大地里伸出一只手在拽他，他挣扎着，可越挣扎陷得越深。陆青试图扔掉身上的背包，可是根本摘不下来，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被绿色的泥浆包围。时间似乎静止了，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陆青半个身子没在沼泽里，他脑子是清醒的，用尽最后的力气，他吹响了军号，号声嘹亮，号声呜咽，在草地上空久久回荡……

吹号加速了陆青的沉没，很快，淤泥没了他的脖子。陆青想，战友们呢，能听到他的号声吗?一瞬间，他的眼睛模糊了，他清晰地看到了阿贵，阿贵从红色的湘江张开双臂向他走来，他睁不开眼睛了，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脚踏在一块石头上，他用左臂高高地举起军号，他要让战友们看到军号……

红军队伍走到这里，正是晚霞飘落时分。一望无垠的草地上，只见陆青的手在高高地擎起，军号紧握在他的手里，像个路标，红绸子在风中飘舞……

（有删改）

如愿

茹志鹃

天还没大亮,何大妈猛然坐起身,伸手在枕头下面,摸出那个对折起来的大红封套。红封套上用浓浓的墨笔,写着四个大字:劳动光荣。下面小字是:玩具小组组长何永贞同志收。

她想不到,自己快跨进五十的人了,竟然第一次挣得了薪水。

十五年前,那时还没解放,阿永才六岁,就死了爸爸。年轻的何永贞咬着牙,抚养着儿子,好容易进到附近一家丝厂做工。快到月终领薪水时,一天,家的方向冒起了火光,想到阿永,她发了般冲出工厂,向家里奔去……

第二天,她被开除了,连那二十八天的工钱都被扣除了。

何大妈呆呆地坐在床上,忽然看见天已大亮,这才惊动起来。

“对,我得快,快起来到厂里领原料去。”何大妈一掀被子,急急地起来梳洗。

“妈,你礼拜天还有事啊?”阿永在里间问。

“嗯！”何大妈应了一声,还是忙自己的。阿永知道母亲的脾气,不过他总觉得母亲苦了一辈子,应该好好享享福。所以母亲出去工作,他有些不以为然。现在他看母亲星期天还要出去忙,暗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叫了一声“妈”。何大妈一听便不高兴,说道:“你是不是不高兴我出去工作?”

“不,我是说,你星期天还起这么早,不多休息一会。”儿子一听娘的口气,话便马上拐了一个弯。

“忙啊！你别看我们生产组小。领原料,送产品,检查质量,开会,哪样不要花工夫?你当只有你们大工厂才会忙呀！”

“哪里,厂越小倒是越忙,特别是小组长,更加要操心。”阿永知道母亲特别喜欢人家讲这一类话。

果然,何大妈高兴了,她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从前,厂里会有人急急地骑了脚踏车,赶到家里来叫儿子去商量一件什么要紧事情。每当这时,何大妈心里又觉得骄傲,又会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后来当里弄一组织生产组,何大妈第一个就参加。现在,何大妈最高兴的,就是也常常有人会急匆匆来叫自己。

梳洗妥当以后,她又摸出那个大红封套,正想再仔细看看,旁边床上的小阿英一骨碌坐了起来。

“奶奶,你是昨天答应的,今天要带我去买玩具啊?”

“阿英最乖,奶奶要去办一件工作,办完了再带你去买。”小阿英身子扭了几下,干脆地说：“不要工作嘛！”

“这怎么行！工作！你懂不懂？就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事情,你怎么能拖后腿？”何大妈有意加重了声音

“什么叫拖后腿,奶奶？”

“……”何大妈不知这怎么说好了。忽听里间儿子说道:“妈,你就带她去吧！今天上午我还有些事要去办一下呢！”

这一说,何大妈又不痛快了:“你怎么不带她去？哦！只有你的工作才是工作,我的工作就不是工作,就能随随便便带了小孩子去的。”何大妈嘟哝着,还是和小孙女手拉手出门了。

谁知一进工厂大门,就被传达室的同志挡了驾。

哦！何大妈才想起来,管委会是叫自己明天来的啊！

何大妈拉了阿英走到外面马路上,店铺正好开始营业了。

“奶奶,我要苹果。”小阿英忽然站在水果店门口不肯走了。

“我要苹果！”这个声音使何大妈怔了一下。那也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每当她从丝厂回来,儿子在胸边啼泣,她总是安慰儿子说:“等发了工钱,妈妈给你买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但工钱终于没有拿到,苹果也就没有买成。

何大妈拿出那只红封套,手止不住地有些抖,从自己第一次发的薪水里抽出一张钞票,买了两只又大又红的苹果。一只给了阿英,还有一只她要给儿子。二十五年前的心愿,今天偿还了。何大妈又激动,又有些酸楚的余味。

回到家,何大妈把苹果交给阿英,说:“给你爸爸去。”自己就在一旁默默坐下。阿英举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飞到爸爸身边,朝阿永手里一塞,说道:“爸爸,奶奶给你买的苹果。”

“给我买的苹果？”阿永拿着苹果,迷惑不解,抬头看看妈妈,妈妈正在那里对自己点头微笑,说:“你想想,你小时候,不是常常向我要苹果么？”

阿永全身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捧着那只苹果……

那时妈妈在丝厂里做工,每天,阿永就在昏暗的灶拨间里,到夜里,人家都熄灯睡觉的时候,阿永才听见妈妈的声音,摸到妈妈那双温热的手。阿永朝妈妈哭,妈妈就会拍着阿永说:“乖,不哭,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阿永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吃。”

但是,妈妈被开除了。妈妈曾经讲过多少个晚上的苹果,永远只是在阿永的梦里出现。

现在,阿永已不知吃过多少次苹果了,但是妈妈还是买来了,用自己第一次的薪水买来了。

“妈妈……”阿永激动地叫了一声,心里像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哪句说起。

公共汽车咏叹调（节选）

刘心武

车在西单站停靠了，可没开。

有两个小伙子，是从车上下来的。他们气冲冲绕过车头，闯到驾驶室边，一个拽开门就骂：“你他妈的工会大楼干吗不停？！”一个竟伸出手去要拽司机：“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下来！”

工会大楼是前一站。发车时本是说工会大楼停而西单不停的，当时，大家伙一个劲儿嚷：“西单停！”“西单停！”他才前一站不停停西单。

你们非要在工会大楼下车干吗刚才不嚷嚷？真是谁心善谁吃亏。前一阵大北窑那儿修路，车堵得厉害，常有忍耐不住的乘客跑过来求他：“师傅，开门让我们下！”不在站上不能开门，这是制度。他本可以置之不理，可他心软，好几次都把门开了，让想下去的下去。这回他又心软。“我们都到西单下！”一片嚷声。他本是将就大家伙，没想到倒惹出了麻烦来。

看这二位那个横劲，怎么着？找茬儿打架吗？他满脸溅朱地指着他们叫嚷起来：“你们想怎么着？嘿，你们要敢拽我你就真拽，这车我今儿个还真不开了！”

底下两个小伙子倒没真拽，但跳着脚骂个没完。

韩冬生气得浑身哆嗦。他转过身来，朝着车厢呼喊：“嘿，你们说说，是不是刚才车上都嚷着要我西单停车？！”

车上的乘客竟没有一个应声作证。

韩冬生大受刺激。他转身冲着车下二位对吵起来。交通警走拢车前，问韩冬生怎么回事儿。

韩冬生气咻咻地望着两个寻衅者消失的地方，赌气地说：“你们逮不着流氓就罚我吧！今儿个我还真不干了！”他掏出印着红1、黄2、蓝3、绿4的一叠“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一下子递到交通警手里。

交通警很冷静，把四张卡片都还给了韩冬生，对他说：“你先把车开走吧！”

韩冬生把胳膊抱在胸前，梗着脖子宣布：“我这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

连续几辆出租汽车从街心驶过。

韩冬生望着出租汽车顶上安装的有“TAXI”字样的顶灯，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把那顶灯叫成“坟头”。“那些顶着坟头的家伙”，他这么称呼出租汽车司机。他从羡慕他们，到嫉妒他们。

韩冬生今年三十一岁。父亲是一家饭馆的“白案”。两个妹妹也在饭馆，一个给“红案”切菜备料，一个端盘儿。他弟弟是全家的骄傲，在西郊一所大学里工作，尽管是在大学修建队当瓦工。大学里曾给每位教师配置一部《辞海》缩印本，本来行政部门的干部以及工人不一定需要那么厚的一大块纸砖，但福利均等的不成文规则使他弟弟也领到了一部。他弟弟立即倒手转卖，便得了四十块钱。这类事多了，韩冬生心里便堵上了冰坨——我们公司怎么一年才发两双手套？

韩冬生赶上了最后一茬“上山下乡”。在村里种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抹着汗水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后来房山的一个小煤矿招工，他欢天喜地地去了。去了才知道当矿工比种地还苦，于是他幻想哪一天能调回城里就好了！一九七九年还真遇上了难得的机会，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队当队长，靠这个“后门”，他转到城里公共汽车公司来了。临调走时，矿上让他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那上头写着他自愿从四级工降为二级工。他没犹豫，蘸着大红的油墨按了。他在公共汽车公司从二级工从头干起。先卖了两年票，后来才学了开车。头两年他还算安心。可这一年多来，他心上长毛了。关键是出租汽车的勃兴，公共汽车驾驶员远没有出租汽车司机自在和实惠。

看着川流不息的出租汽车，韩冬生越发想坚持他的罢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