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节选）

钱锺书

上课一个多星期，鸿渐跟同住一廊的几个同事渐渐熟了。历史系的陆子潇曾作敦交睦邻的拜访，所以一天下午鸿渐去回看他。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因为没结婚，他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不免落在时代的后面；最初他还肯说外国算法的十足岁数，年复一年，他偷偷买了一本翻译的《Life Begins at Forty》^[注]，对人家干脆不说年龄，不讲生肖，只说：“小得很呢！还是小弟弟呢！”同时表现小弟弟该有的活泼和顽皮。他讲话时喜欢窃窃私语，仿佛句句是军国机密。当然军国机密他也知道的，他不是有亲戚在行政院、有朋友在外交部么？他亲戚曾经写给他一封信，这左角印“行政院”的大信封上大书着“陆子潇先生”，就仿佛行政院都要让他正位居中似的。他写给外交部那位朋友的信，信封虽然不大，而上面开的地址“外交部欧美司”六字，笔酣墨饱，字字端楷，文盲在黑夜里也该一目了然的。这一封来函、一封去信，轮流地在他桌上装点着。大前天早晨，听差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翻墨水瓶，把行政院淹得昏天黑地，陆子潇挽救不及，跳脚痛骂。那位亲戚国而忘家，没来过第二次信；那位朋友外难顾内，一封信也没回过。从此，陆子潇只能写信到行政院去，书桌上两封信都是去信了。今日正是去信外交部的日子。子潇等待鸿渐看见了桌上的信封，忙把这信搁在抽屉里，说：“不相干。有一位朋友招我到外交部去，回他封信。”

鸿渐信以为真，不得不做出惜别慰留的神情道：“啊哟！怎么陆先生要高就了！校长肯放你走么？”

子潇连摇头道：“没有的事！做官没有意思，我回信去坚辞的。高校长待人很厚道，好几个电报把我催来，现在你们各位又来了，学校渐渐上轨道，我好意思拆他台么？”

鸿渐想起高松年和自己的谈话，叹气道：“校长对你先生，当然是另眼相看了。像我们这种——”

子潇说话低得有气无声，仿佛思想在呼吸：“是呀。校长就是有这个毛病，说了话不作准的。我知道了你的事很不平。”机密得好像四壁全挂着偷听的耳朵。

鸿渐没想到自己的事人家早已知道了，脸微红道：“我倒没有什么。不过高先生——我总算学个教训。”

“哪里的话！副教授当然委屈一点，可是你的待遇算是副教授里最高的了。”

“什么？副教授里还分等么？”鸿渐大有英国约翰生博士不屑把臭虫和跳虱分等的派头。

“分好几等呢。譬如你们同来、我们同系的顾尔谦就比你低两级。就像系主任罢，我们的系主任韩先生比赵先生高一级，赵先生又比外语系的刘东方高一级。这里面等次多得很，你先生初回国做事，所以搅不清了。”

鸿渐茅塞顿开，听说自己比顾尔谦高，气平了些，随口问道：“为什么你们的系主任薪水特别高呢？”

“因为他是博士，Ph·D。我没到过美国，所以没听见过他毕业的那个大学，据说很有名，在纽约，叫什么克莱登大学。”

鸿渐吓得直跳起来，宛如自己的隐私给人揭破，几乎失声叫道：“什么大学？”

“克莱登大学。你知道克莱登大学？”

“我知道！哼，我也是——”鸿渐恨不得把自己舌头咬住，已经漏泄三个字。

子潇听话中有因，像黄泥里的竹笋，尖端微露，便想盘问到底。鸿渐不肯说，他愈起疑心，只恨不能采取特务机关的有效刑罚来逼取口供。鸿渐回房，又气又笑。自从唐小姐把买文凭的事向他质问以后，他不肯再想起自己跟爱尔兰人那一番交涉，他牢记着要忘掉这事；每逢念头有扯到它的趋势，他赶快转移思路，然而身上已经一阵羞愧的微热。适才陆子潇的话倒仿佛一帖药，把心里的鬼胎打下一半。韩学愈撒他的谎，并非跟自己同谋，但有了他，似乎自己的欺骗减轻了罪名。当然新添上一种不快意，可是这种不快意是透风的，见得天日的，不比买文凭的事像谋杀迹灭的尸首，对自己都要遮掩得一丝不露。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脸，至少高松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鸿渐忽然想，近来连撒谎都不会了。因此恍然大悟，撒谎往往是高兴快乐的流露，也算是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一个人身心畅适，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人穷智短，谎话都讲不好的。

文本一：

识字班

孙犁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

冬天到来了，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往吃。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定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先生”果然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孩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

（有删改）

文本二：

在孙犁的小说当中，女性人物是被突出的，这主要是与孙犁一贯以来的创作观念有关：孙犁认为女性身上保留了很多人类古老的美好传统。因此，在孙犁的作品当中，女性往往成为了“美”的承担者。

（摘编自肖益坚《孙犁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研究》）

清风拂面

孙春平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理发棚，简易得没法再简易。四根竹竿做桩，四片灰白布充墙。

小棚里有四个人，理发员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汉子，罩着白褂。他很健谈，手忙嘴不停，此时正跟理发的那位老者聊得欢。坐在靠边的凳上排队的便是我和另一位小伙子。棚子虽简陋，可理发员却想得周到，竹竿上挂了几本新杂志。我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婚姻与家庭》。我旁边那位是个音乐爱好者，他东张张，西望望，嘴里却一刻不停地吹着口哨。

突然，口哨独奏戛然而止。我奇怪地从杂志上抬起眼睛，只见独奏者陡地站起身，竟在这比床铺大不了多少的棚子里踱起步来，踱到理发员身后，又蹲下身去扣鞋上的卡子。可那鞋卡并没有松，只见他装模作样地在鞋面上抚弄两下，右脚轻轻一抬，飞快地从脚底抽出一张钞票，然后站起身，把手插进裤袋……

那是一张50元的票子。棚子里好一阵没进别人，而我自己坐在这里没见地上有票子，况且站在棚子里不断活动的只有那理发员，显然，钱一定是他刚才掏东西时带出来的，而现在却进了别人的裤袋。

小伙子坐回座位，理发员回过头，淡淡地笑了笑，说：“就这么屁股大的地方，坐乏了，连直直腰、遛遛腿的地方都没有。”

“行啊，也不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小伙子胡乱应了一句，口哨又响起来。

我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把他“揪”出来，还是躲得远一点？

“喂，你们二位，谁先来呀？”老者已在对着挂在简易“墙”上的镜子“相面”了。理发员抖着围巾，转身问我们。

小伙子慌忙站起身，拔步却往外走：“哎，你理吧，我有点急事，得走。”他对我说。

走？便宜你！我一把拉住他：“喂，你有事就先理嘛，我不忙。”先稳住他，至于下一步，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理发师傅笑着向我点点头，那有节奏的“嚓嚓”声很快伴着两个人的谈话又响起来：“要个啥发型啊？”

“你看着来吧。”

理发师傅转身抓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小伙子，工作啦，还是念书呢？”

“俺是临时工，正给热电厂撅屁股挖地沟呢。”

“甭愁，临时工也照样出息人。有句老话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时，其实也是个待业青年，一直待到二十七岁，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汉朝还有个韩信，当待业青年时，受辱胯下都不在乎，后来为汉高祖打天下立下了大功。人生就怕没个志气，对不？”

我惊羡理发师傅的博识和引经据典的能力，我无心再看书，便也加入了谈话：“师傅，您没少读书呢。”

“倒是爱翻翻，下乡那几年，几本闲书都让我翻零碎了。唉，没赶上好时候，等熬回了城，都快三十了。”

“回城没分配工作呀？”

“分了，在纺织厂，干保全。在厂里的时候，一车间男工女工的头发，差不多都归我‘保全’。这几年，厂里放长假，咱总得找个挣饭吃的营生吧，就把业余变成专业啦。可厂里那些工友们还常大老远地跑来找我，剪完头10元20元的一扔就走人。我知道工友们的心意，可那钱咱能接吗，凡是到这儿来剪头的，不是蹬三轮就是守摊儿的。大家还想着我，还记得我的这点手艺，咱就知足啦。”

说话间，棚门口跑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怀里抱着饭盒，进门就喊：“爸，快吃饭吧。我妈说，面条一放就打团了。”

我翻腕看表，哟，快两点了，忙说：“师傅，您还是先吃饭吧。”

“不忙，不忙，这小伙子有急事呢。”

“我等等，中。”小伙子“表态”了。

“你们年轻人的时间金贵。”师傅手中的剪刀仍在“嚓嚓”地响，又对站在旁边的姑娘吩咐：“把饭盒先放凳子上，拿着扇子给这位大哥扇扇，你看他出了多少汗。”真的，小伙子怎么出了那么多的汗，顺着脸颊和脖颈儿往下流。天是热，可也没热到这个程度啊。

姑娘噘噘嘴，执拗地端着饭盒：“我妈今天腿又痛得厉害，强撑着做了饭就又躺回床上去了。她说今儿午后要下雨，叫你早点收摊儿呢。”

“等你这位大哥剪完我就回去。”师傅又自言自语地说，“她妈在冷冻厂，那个厂也是活不起的样子了。本来开工资都难，偏又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刮风下雨的，比天气预报都灵。”

起风了，杨树叶儿又轻轻地唱起来，可小棚子里仍是闷热。姑娘站在身旁，不情愿地正对着那位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扇。

此时，再看那小伙子，端坐椅上，双目紧闭，是在安然领受父女二人对他尽心尽意的服务，还是在内心对自己做着谴责？

小伙子理完发，站起身，红头涨脸地摸出2元钱，往师傅手里一塞，连声“谢谢”都没说，便匆匆跑出去了。我急了，跳起来要追出去，可胳膊却被师傅紧紧地拖住了。

“师傅，不能让他跑了！”

“他忙哩。”

“您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师傅笑呵呵地拍拍我肩头，硬拉我坐下。

“他——”我要喊出来了。

师傅对我笑着摇摇手，然后抬起一只脚，指给我看。原来在他脚下，正踩着小伙子刚才捡去的那张50元的票子。

“唉，人哪，谁没从年轻时过过，知道错了，就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