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洋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而我们乡土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个同心圆范围的大小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比如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

（选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不识字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都是学不到什么的。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选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①劳动是文学表达和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普通人的日常劳动生活及其经验本身有其自足的价值和意义，并成为文学叙事的中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也具备独立的审美特性，因此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文学叙事的视野。

②古代的劳动与其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分工的结果。当时的劳动指的是身体劳动，其过程是身体与自然能量交换的过程，目的是换取所需要的生活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几乎融为一体，人的大部分的遭遇都源于自然，艺术层面的表达即人对自然的模仿。古代的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有明显的界限，农民没有时间观只有时令观（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规律。劳动经验大部分是源自田间地头、山水田园的自然经验。《诗经·芣莒》中的“采采芣莒，薄言袺之。采采芣莒，薄言撷之”，描写出了劳动的真实场景，充满了劳动的欢欣，洋溢着劳动的热情。对古代劳动经验的文学表达是人企图融入自然的冲动，因而文学更多的依靠抒情主体的情感情绪变动来提升整体的意义，带有浓郁的抒情性。

③社会发展使古代的劳动形态、劳动时间、劳动经验、劳动意义都发生了变化。人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还可以掌握理性从而抵达真理，实现对人精神内部的改造。劳动的目的也变为为了消灭利制、消除阶级性，因此文学叙事和想象就围绕革命展开。现代文学《三里湾》、当代文学《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是为了对人精神世界的改造。反抗资产阶级劳动异化的方式除了劳动在肉体上予以消灭之外，还包括精神上予以改造。文学叙事试图把劳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转化为积极斗争中的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问题。

④劳动全面渗透日常生活，它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重新建构劳动价值感。新的劳动经验的诞生为文学叙事的想象提供新的情感体验，为美学范式提供可能性，人们赋予劳动以意义是为了在劳动中寻找人的终极价值。劳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而言，它可以表达个人尊严和价值；是因为对于《白毛女》中的喜儿及其整个时代而言，劳动够把“鬼”变成“人”。

⑤新时代的劳动，也同样重要，它为叙事注入了鲜活的经验，是当下人们为实现幸福与安逸日常生活的总体理想。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劳动形式，尽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体力劳动形式依然存在，但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劳动形式变异为“日出而作，日落不息”，或者“日出不作，日落不息”的脑力劳动成为城市劳动群体的主流形式，它尤其盛行于当下城市的青年群体之中。这种劳动形式将古代的体力劳动转化为现代的脑力劳动，劳动时间的规定性转化为模糊性、导致劳动空间的单一性转化为多样性、劳动经验的熟悉性转化为陌生性。这也成为文学表达的困境之一。劳动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文学的变化，也或隐或显地透露了时代的精神特征。

（摘选自林芳毅《劳动经验与文学叙事》，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立足点在于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有力支撑，为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提供有效路径，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不能缺位，如何做好青年与文化“两创”的结合工作至关重要。

青年工作绝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事关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重大工作。就文化“两创”来说，哪怕成果再多，如果青年人不“感冒”、不“买账”，心里念的还是“西方的月亮圆”，那么文化“两创”就谈不上成功。

文化“两创”须从兴趣抓起，得让青年人觉得好玩、有趣。去年，谁也没想到甘肃博物馆以铜奔马为原型设计的一只“绿马”火遍了大江南北，让广大年轻人直呼“蠢萌”“魔性”，昔日的“马踏飞燕”彻底踏进了青年人的心坎。同时，三星堆博物馆的考古盲盒、河南博物院的玉佩棒棒糖也频频“出圈”。成功的秘诀在哪儿？恐怕离不开博物馆在呈现形式上的用心。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如果只是在专业文史哲圈子中“孤芳自赏”，生命力、传播力就打了折扣。文创产品虽小，但背后花的心思恐怕不小。如果一件文创产品能拉近青年人与历史文物的距离，能让他们满怀兴趣地走进博物馆一探究竟，传统文化就不愁没流量。再说传播渠道，文化“两创”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自然是大势所趋，但同样是线上，为什么有的是草根创作的“爆款”，有的就算请来“大咖”操刀也少有人问津？可能就是缺了一点“青春表达”。比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电视上播出时其实反响不大，但视频上传至B站后却引发观看热潮。原因就在于有看电视习惯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但B站不一样，有多少青年人每天“长”在里面，通过一条条弹幕沉浸式体验交互传播的快乐，这应该归功于传统文化与数字化碰出了火花。

文化“两创”重在情感认同。如何让青年人从内心深处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单纯说教肯定行不通，核心点或许应该放在如何讲好故事上。故事的形式可以是戏剧、影视、动漫或是游戏，但关键还得看内容。

央视的《典籍里的中国》，从第一季走到第二季，从上古之书《尚书》始，以中华典籍为线索，用“一部典籍、一个人、一段跨越时空的故事”，搭起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引领青年人打开典籍，感受先贤的深邃思想和无穷智慧，让不少观众直言“找到精神食粮”“看哭了”。一部好的文化作品，自然能担得起“精神食粮”的赞誉，因为它照亮的是青年人的精神世界，让青年流下的是感动的泪水。事实证明，能否让青年人触碰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否引发大家的精神共鸣，是检验精品创作生产的重要标准之一。成功的背后自然离不开技术的创新、视觉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文化底蕴的挖掘、是对地域文化的深耕、是对内容生产的匠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进行深刻、丰富的解读，让当代青年意识到传统的、古典的很美，中国故事很美。

文化“两创”根在内心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是文化“两创”的目标，也是归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青年一代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实现自信自强，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努力的方向。假如青年一代的精神力量不来自我们脚下的文化沃土，阵地就相当于丢了，中华文脉又靠什么延续？在这一点上，一定要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有清醒认识，青年群体我们抓不住，就会被西方抓住。西方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吗？显然不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青年人中颇有人气的漫威系列，其中美国队长的盾牌就是美国国旗的元素。更不用说西方的电影、娱乐节目，基本也都在潜移默化地推广其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乃至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重视，消融的就是文化自信。在今年7月底举办的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山东的《儒典》展示专区、辽宁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新书发布专区等吸引了大批青年读者驻足观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兴趣，还有青年一代对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自信。

正如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枝荣，我们只有深耕细作、久久为功，才会迎来花开漫山。

（摘编自邢宁《文化“两创”怎样“创”进青年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