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已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使用新能源汽车是行业的趋势,也是未来出行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很多国家也出台了类似的禁售日程。英国、法国今年宣布将于2040年开始禁售传统柴汽油车,挪威、荷兰更将这一节点提前至2025年。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但相比2016年中国传统用车2500万辆的总产量,同年新能源汽车50万的销量,仍只是九牛之一毛。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预示着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所以,中国对于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和举措,不是盲目跟风,而是深思而行;不是一时变通，而是长久之计。

在交通领域,以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也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虽然伴有挑战,但只要聚精会神把质量搞上去，新能源汽车总有一天会“大行其道”。

(选自201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长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全年产量79.4万辆,销量77.7万辆,产销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

(《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趋势分析报告》)

新能源汽车真的环保吗?从新能源汽车诞生之日起这一争论从未停止。有人认为,新能源汽车只是把城市尾气污染转移到电厂周边,同时电池回收困难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污染转移”质疑,相关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电力来源中，清洁能源发电占到1/3,随着能源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未来清洁能源发电将越来越多。电池问题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目前电池制作材料在不断革新升级,未来最有希望广泛应用的是燃料电池,比如氩作为燃料,燃烧后变成水可实现零排放。同时,在国家政策积极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正积极进行技术创新,重点是电池回收研究。如某企业将市场上回收来的电池在储能电站实现再利用,电池中的锂、钴、镍等金属进行化学回收再利用。

“相信未来我们的能源是清洁的,排放是趋零的。”这位专家说。

(摘编自搜狐网)

近两年来,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快速发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车桩充电接口不兼容的情况普遍存在,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低、充电接口安全标准有待提升、充电信息和支付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仍然不能忽视。

电池的性能是掣肘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从市场来看,续驶里程是电动汽车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而电池直接决定电动汽车续驶里程,但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增加车载电池量就能解决,因为这会带来整车设备重量的增加,单位电耗显著增大,随之带来的是碳排放增高。

(摘编自2018年1月17日《科技日报》)

八百里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为什么坐头把交椅的是又黑又矮的宋江？论武艺，他比不上林冲等人。论文采，他比不上“圣手书生”萧让。论计谋，他比不上“智多星”吴用。就算是按上一任“老大”晁盖的临终遗愿，也应该是由卢俊义接任。按理说是如何也轮不到宋江，可是梁山上的英雄就服他一个！不仅对他言听计从，而且对他招安事件有意见，也没有弃他而去。还是依然跟着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甚至断臂出家也没有人对他心怀怨恨。这是为什么？

宋江之所以能坐第一把交椅，我想靠的就是他的人格魅力、管理手段。在山东郓城做押司的时候，他就声名在外。提起及时雨宋公明，江湖豪杰人尽皆知。因为影响力，他在江州问斩时，许多英雄就自发前去劫法场，这就是无形化有形的人格魅力所在。

管理学有句话，叫“成全别人的人，自己成就最大”。抱一颗成全别人的心，那你自己的成就感就会觉得特别大，如果凡事都想着自己，打着小九九，活在自我里面，那就越活路越窄。

开始的时候，宋江也没有足够的人脉关系。但是他与同在衙门当差的雷横和朱仝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只顾着花天酒地，而是选择了去结交江湖人士。宋江深谙此道，并在江湖人心中，去打造自己孝和义的品牌，利用仗义疏财手段，博得“及时雨”美誉。利用孝博得“孝义黑三郎”好名声。封建社会的儒家天下讲究以孝治国，义和孝是江湖人士最看重的东西。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懂得整合社会名望资源。这就是后来李逵为何说：“梁山上只有俺宋江哥哥坐头把交椅，俺才服。”

理解这个“送”字，就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礼尚往来，“人情一把聚，有来必有去”，道理虽然简单，但是非常有实用价值。

宋江与柴进相比，宋江的钱虽然没有柴进多，但是他更懂得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或者说他更有权谋或成本意识。比如，宋江初次见到武松时，就拉着武松去喝酒，看武松的衣服旧了，马上就拿钱出来给武松做衣服。而后“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这饮酒的花费自然还是由柴进买单，宋江做的是顺水人情，“借花献佛”之事。到与武松临分别时，宋江一直送了五七里路，摆酒送行，并拿出十两银子给武松作路费，然后，一直目送武松远离到看不见的地方。拿下武松，宋江从头到尾不过花了十两银子和践行的一顿饭，却把英雄盖世的武松感动得五体投地。宋江用一切资源在打造自己的人脉关系，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

宋江，字公明，作者起这字是有深意的：第一要会送，第二要送得公正，第三要送得明白，不能犯糊涂。懂得这三字合理运用就是个好领导。现在很多领导都不懂这三字合理运用，第一不会送，第二送得不公，第三送得不明。

节选自《新华副刊》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