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86岁的屠呦呦站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捧回红彤彤的奖励证书。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以来，27人先后问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中有吴文俊、袁隆平、王选……

屠呦呦有三大特别之处：27人中第一位女科学家，第一位非院士，第一位诺奖获得者。

1930年12月出生的屠呦呦，履历简单：1955年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

这位中国浙江宁波的女子，成就不凡：她从中医古籍中获得灵感和启迪，改变青蒿传统提取工艺，创建低温提取青蒿素抗疟有效部位的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素的关键性突破；率先提取到对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

“三千年医药兴，佑生救疾民族昌盛……昂首看，更领健康潮，众呦常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在《呦呦三鸣》中写道。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青蒿素类为主的复合疗法（ACT）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方案，过去20余年间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近年来，ACT年采购量达3亿人份以上。《2015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由于采取包括ACT在内的有效防治措施，挽救了约590万儿童的生命。

（摘编自新华网《折桂国家科技最高奖，屠呦呦独创三“第一”》）

材料二：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家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学科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催生下，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看世代相传的中医药，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技能，是我国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一，无疑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6年成立了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和办公室，组织开展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申报工作。我国在2008年10月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中，“中医”是我国上报的35个项目中的首选项，而且这是决策层认定的“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的“名列榜首”的选项。

(摘编自张宗明《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材料三：

中医药学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成长的。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营养，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而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医药学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能够自然地得以普及。古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走卒贩隶，各个阶层或多或少都能知医识药，由儒从医者、由官业医者更是不胜枚举。“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之说，流传甚广。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一个时期甚至面临被取缔、被消灭的境地。从历史环境中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医成了“失语的中医”，丧失了自己的本体地位。

从现实的情况看，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为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也后劲不足）。中药也难以保持和发展地道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药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文化研究既担负着推动医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任，也担任着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

本来，作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阵地——中医药高等院校，应该是最有资格也是最应该弘扬传统文化的地方。但是，现代中医院校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用所谓的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药。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而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主干课程——医古文，也越来越被边缘化，在中医师职称考试中也已被取消，而换成能与西方科学接轨的现代语言工具——英语。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更只是作为中医院校可有可无的选修课。

用现代科学手段、西医标准来研究中医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应该承认其研究价值。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目前却是文化研究越来越萎缩，甚至很多人主张中医学的文化因素恰恰是落后的、迷信的、应该抛弃的东西，于是现代科技手段成为研究中医药的主要甚至惟一手段。而实际上，中医具有较其他医学更为浓厚的文化属性。医学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换句话说，生命是医学的本体，所以生命文化就是医学的元文化。中医在认识生命的本质、规律问题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个性色彩。如中医将“气”看成是生命的本源和动力，将阴阳五行看成是生命的过程序列和存在方式；中医将自然人与社会人作动态比附，建构了一个由心神调控的心与身同构、同序的小生命系统和人与宇宙同构、同序的大生命系统。中医比现代医学更能反映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将中医看成是一门生命科学，倒不如将中医看成是一种生命文化。因此，加强对中医药文化的研究是迫切，也是必要的。

（摘编自张其成《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提升文化软实力》）

作为一个在当代散文前沿探索的作家，林渊液有非常清晰的文体意识和独特的问题意识。她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散文的经典化相比其他文体要更艰难？

散文在现代化转型中，承受着某种文体转型之痛。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转型跟文体转型关系密切。文学体裁分类法是文学观念的直接外化。民国时代所酝酿并最终实现的中国文学的变革主要通过语言变革（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文学体裁分类框架变革（从文史哲混合不分的杂文学框架到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分的纯文学框架）来实现。在一级文类框架的确立过程中，不同文类地位的升降都反映了“现代转型”内在的诉求。

现代文体转型中，从鄙下一跃而居于尊贵者，莫过于小说。这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将小说纳入以“言文合一”推进民族国家文化自新的策略有关。黄遵宪说“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他强调“直用方言”的传播便利。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不无夸张地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说因为要去承担参与现代民族国家转型重任，遂一跃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体。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明显借鉴了西方的文体分类框架，但却并非全盘照搬。在西方的文学三分法中，并无“散文”之位置。散文这一文体出现在四分法文类框架中，是中国学界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创造性成果。“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体裁中占得一席之地，跟中国强大的“文章”传统有关。在“五四”前后的文学“现代”过程中，小说和戏剧因为与文学革命相关而获得器重，而传统庞杂“文章”则被“减负”而纯化为“散文”，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立场更加被强调。无论是小说、戏剧背后体现的启蒙现代性逻辑，还是散文服从的审美现代性逻辑，背后都是一个更大的民族国家文化现代转型逻辑。

从传统的文章，到纯化的现代艺术散文，意味着散文这一文体在文化使命上成为一种轻文体，在实际接受中也常被视为一种没有门槛，缺乏专业性的文体。这使得散文在数量上极为虑大，为某些真正精品被挑选出来制造了障碍。

现代散文并非没有经典，创造经典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中小学教科书。如果现在问一个普通读者，哪些是他（她）所熟悉的现当代散文经典，估计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是会经常被提到的篇目，原因就是他们被选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去。在中学教科书这个如此小的经典化入口之外，文学期刊、出版社也是塑造经典的重要力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风行一时，其畅销跟出版社审时度势并大力推广也有相当关系。

事实上，当代散文内部有一大批非常具有变革意识、思想能力和开拓精神者，他们大大地拓宽了“五四”以来对散文的轻文体设定，使散文成为一种既能进入历史，又能激活当代；既有经验肉身，又有思想灵魂的开放性文体。很多优秀的当代散文，是值得导入经典化程序分享于后世的。

（摘编自吴义勤，陈培浩《当代散文的经典化难题》，《广州文艺》22020年4期）

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已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译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