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数字技术可以使历史文化遗产以全新的方式永久保存，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记忆。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重大基础性工程，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已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国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等正在建设中。在这些文化数据库中，关于文化遗产将按照一定标准结构化存储于服务器中，实现专业资源分类和系统资源整合，并可以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实现与千家万户的连接。届时，无论是单纯地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还是发文创产品，抑或是进行学术研究，都可以通过终端方便地从上述文化数据库中查阅提取素材。

在对文化遗产元素的应用上，数字虚拟仿真等技术能够推动文化产业突破各种介质、载体及时空界限，实现文化创意跨载体呈现、跨时空交互，从而为文化产业创造出新业态和新场景，同时也会拓展传统文化传播的边界和想象力。

目前，已有不少机构借助5G、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出了大量数字文化精品。比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用激光与数字光影机械装置。为观众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让中国文化的内核得到完美表达。河南卫视的《唐官夜宴》《端午奇妙游》《中秋奇妙游》系列节目，以“5G+AR”技术将虚拟场景和现实舞台结合，将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创新交融，让舞蹈国宝梦幻联动，提升了传统文化的穿透力。还有一些机构利用教字技术推出实景游戏体验、博物馆场景角色扮演等项目，给人们带来别样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和迭代，深刻地影响着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方式的创新以及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力度，成为激发文化建设活力的关键所在。随着整个国家消费升级步伐的加快，人们不再执着于单纯的物质消费，而更加看重文化消费和精神体验，更在乎文化消费品是否具有超出想象的创意性和直抵人心的感染力。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能够为消费注入美学创意、设计创新，助力消费需求从“物质型”向“精神型”转变，而数字技术作为催化剂，能够将文化元素以多元方式导入消费领域，满足人们新的消费偏好、新的消费场景要求，进一步提升消费品质。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例如，在大众流行文化的快速选代中，数字经济的“快”与传统文化的“慢”之间形成较大反差，不是所有文化遗产都能幸运地搭上数字技术快车，那些登不上数字技术快车的文化遗产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危机。另外，在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中，文化始终是内核和灵魂，而数字技术只是工具和载体。可是，不少所谓的文化科技产品，虽然外表绚丽，也运用了不少新技术，但没有多少文化内容。文化遗产成为其引流和营销的噱头。

（摘编自黄隽《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带来了什么》

材料二：

追根溯源，数字技术具有天然的优势，利用技术创新使得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速度大大加快。古联公司集合古籍爱好者建设运营古籍整理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古籍文字识别、自动标点、繁简转换等技术，不仅能够减轻古籍整理者字字校对的负担，更能将古籍文献的文本内容和图像迅速转换为数字数据，通过新媒体随时随地为读者提供简体古籍文献，大大缩短了古籍“重获新生”的整理时间。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能节约读者阅读繁体古籍文字的时间，拉近古籍与读者的距离。

更进一步而言，数字技术更新了古籍文献的呈现形式。现今，古籍文本的实物展示和整理出版日趋活跃，短视频解读古籍日益火热，古籍数字化教材编写逐步开展。古籍爱好者利用数字技术将古籍转化为数字数据，通过短视频、朗读、音乐、书法等多种吸引读者兴趣的形式动态呈现，如此一来，读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灵活了解古籍的深厚思想内容，推动优秀的典籍蕴含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古籍“活”起来不能止步于此，如何更好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呢？正如古联公司未来所要努力的，在现有古籍数字化的基础上，应当加强多民族古籍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更应当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和古籍数字化教材编写等工作，建设起集古籍人才培养、资源整理出版、数字化创新于一体的平台，真正做到数字技术“籍合”优秀典籍；此外，还可以将古籍的图文信息通过数字技术制作成文创产品，通过多种样式提供消费者使用。

（摘编自王超《巧用数字技术，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材料一：

①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

②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③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zhì做奖赏。

④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⑤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⑥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⑦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⑧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cuì，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⑩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

材料二：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会消除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因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加剧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就目前情况看，全世界在文化问题上存在着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今天在我国文化界或多或少也受着上述两种思潮的影响。有少数学者主张要把西方文化不加选择地全盘“拿来”，而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又有少数学者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将会主导人类文化的发展。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能说是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对“拿来主义”或“送去主义”的不可取的错误态度。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只能在互相参照、取长补短中得到发展。同时，又由于二战后，殖民体系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随之逐渐衰退，各民族、各国家要求发展自身文化的内在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强迫其他民族和国家全盘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难以得逞了。因此，当今人类文化从总体上说只能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今后中华文化既要提倡“拿来主义”，又要提倡“送去主义”，以便我们能在与世界其他各种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得到更加合理的、健康的发展。

（节选自《汤一介集》）

材料一：

疫灾的发生，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从自然规律看，寒冷期气候变化大，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疫灾也相对稀少。同时，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

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720 年间，我国至少有 893 年为疫灾流行之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频度为 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明清疫灾频度高达 78.34%，是第二个疫灾高峰期。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政府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下罪己诏，祭祀神灵，请求上天宽宥。民间则捐钱捐粮，施医给棺；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求神保佑。民国时期，疫灾的应对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

（摘自《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有删改）

材料二：

“新冠肺炎”具有强大的人传人特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普通民众的行动决定了这场战“疫”的成败。关注普通民众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全能型政府背景下，民众的“等、靠、要”思想会比较严重，被动等待政府的“上门服务”，与国家、政府对应的社会能动性不强。但自新冠肺炎暴发以来，广大民众主动建群、加群来交换信息，并动员自有资源、协调行动，自主解决了很多问题，充分发挥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功能。这为全能型政府背景下社会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为了防疫需要，封城、封路等隔离手段，客观上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城乡民众高度配合政府的统一指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物资哄抢、恐慌式的大量出逃，没有出现对管制政策的对抗。整个城市，运行井井有条。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疫病防控资源，而且为疫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在这次疫情中，最初几天出现了一些谣言，这完全符合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但这些谣言很快就因政府特别是知情民众主动辟谣而消失，后续几乎没有产生传播范围较大的谣言。这次新冠肺炎各种谣言的消失，除了政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与广大民众知识的增长、判断力的提升有关。但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显然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海量的民间科普在短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舆情的内容上，建设性的批评逐渐取代了泄愤式的批判，客观的监督性行动取代了情绪性的破坏；在应对舆情的行动上，广大民众一改初期的狂躁，非常冷静、谨慎地接受、转发、发表相关信息与言论，以及基于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在较多细节的披露和媒体的引导下，民众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一线工作人员的处境，不再盲目指责，社会包容度显著提升。

虽然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客观地关注和反思与普通民众进步不匹配的一些问题。民众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缺乏制度支持，渠道仍需拓宽。同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疫情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披露不及时、细节不够，才酿成后续的疫情危机和舆情事件。这是我们以后在应对各种危机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摘自《新冠肺炎战“疫”中普通民众的转变与进步》，有删改）

材料三：

2019 年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疫情可谓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随着收入和学历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提高安全、健康、智识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而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欠账和重视不够，需要尽快扭转。特别是要转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与此同时，要加强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价值共享，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有力。

目前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补足相关制度。要加快弥补这些领域的制度盲点和制度漏洞，避免由此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避免制度停留在纸面上，使制度真正发挥预定作用。

此次疫情应对，广大医护人员、领导干部、基层人员和每一个中国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都展现出了巨大的集体意愿，使全政府和全社会的防控策略得以奏效。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湖北等地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乃至一问三不知现象，暴露出责任意识、专业知识和治理能力的明显欠缺。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使其在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上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的新需求。

此次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必将在各个方面加快国家治理转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