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剥离叙事性，简单地将历史学改造成仅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不符合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麦肯锡咨询公司最早提出了“大数据”这一概念，并预言：“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时下，这一预宫正在并将持续被印证。大数据对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介入，推动了整个信息传播模式的转换，电视产业面临着重要的范式转型。

传统电视产业主要以业务为导向，活动以任务完成为目标。因此，与具体活动相匹配的资源、技术、设备人力调配，皆以业务为中心。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电视对制作内容、受众需求、广告效果、传播渠道及其他参与环节等缺乏科学而有效的市场分析，经验决策与主观决断便成为较为普遍的行业行为，进而导致产品与市场脱节、供给与需求不对位、广告主与受众难以联通，产业价值不能很好地实现。而拥有大量、高速、多样、真实等显著特征的大数据技术，正好可以弥补上述缺陷。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了十分重要的资源。当“多屏互动”“移动互联”成为常态时，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资源获取、不同环节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大数据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更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换句话说。任何产业利用大数据实现盈利之关键，在于通过数据“加工”实现数据“增值”。电视产业的环节复杂，且每一个环节在运作过程中都会产生海量数据。电视制作如何围绕传播目标实现数据“增值”，关键在于有效的数据挖掘与分析，进而提供各种信息服务、提升运作效率、促进彼此合作。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电视的数据中心成为数据的管理加工中心，而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与传输则以数据分析形成的信息来进行调整和优化，进行实时监控与实时决策，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如此，大数据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导向与趋势判断，准确的数据分析有利于组织战略制定和竞争策略，提升电视台精确传播的能力和影响力。

传统模式下，电视产业从生产到传播的一系列过程实质上就是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属于“单向度”的。而在大数据时代，这一价值实现过程发生了转变，内容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多的是“双向”过程。这也是内容与服务双向发展的结果。电视的内容资源、信息资源、节目资源不再仅限于电视领域内，而是通过媒介融合形成新的传播形态与传播样式，在不同的渠道中自由而高效地传输，在不同的终端上丰富而多样地显示，在不同的产品上立体而多维地体现，从而使IP资源得到充分而反复利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产业的市场价值。

综上所述，电视的大数据分析，就是通过对电视受众观看行为、社交行为及消费行为的分析，更加准确地观察、理解和分析受众的个人爱好和个性化需求，进而掌控市场变化。在掌握用户数据的基础上，电视台通过打造巨型的云信息服务平台，云集海量的文字、音频和视频信息，依托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信息的分类筛选、摘编和深度加工。然后，通过技术手段低成本地实现信息和受众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之间的智能化匹配，实现信息与服务的按需供给。最终，将受众所需的信息与服务准确地送达到个人手中，同时提供方便的在线金融或在线支付手段，实现产品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

（摘编自《大数据时代电视传播转型探析》）

徽商与晋商、浙商、粤商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四大商帮。“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和价值追求。徽商们或者“先儒后贾”，或者“先贾后儒”，抑或“亦贾亦儒”，“贾”与“儒”的有机统一，是众多徽商成为“儒商”的重要标志。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徽商的情感起点和价值归宿，也是支撑他们“好”儒立场的心理基础。在漫长岁月中，当万千徽商的行为深深根植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认知体系中，以“好”儒态度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便成为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倡领者和践行者，他们的商业行为自然地表现出“贾而好儒”的趋向和表征。一些家境优渥的徽商自幼在私塾里诵经读史，在经商之前就已经成为饱读诗书的儒生。由于“士而成功者十之一”，一些在科考中屡试不中的徽州学子只有选择“弃儒从贾”。尽管徽商转换了身份，却依然对儒学念念不忘，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把精力放在经商上，但本质却是“儒”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虔诚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经商活动，以儒家道德伦理来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

徽商既然是“儒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出儒者风范和儒士气度，也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询询雅饰，贾而儒者也”。如徽商张景文，与一般商人不同，他出身“文学之家”，恪守“儒道”经商，不设计谋智巧，不图蝇头小利，重信践诺，乐善好施，俨然商场上的一介儒生。张景文等徽商“义利双行”“家业隆起”，甚至“坍素封矣”。儒家学说历来主张义利结合且以义为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中的这句话，对徽商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原本指导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论，被徽州商人用之于经商理财，也商业兴隆，财源茂盛，颇为“灵验”。

千百年来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徽商要厘清商品与货币的逻辑关系，掌握商品供求的规律特点，就必须学习和谙熟商业知识，分析和把握市场规律，统筹兼顾商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这就需要像儒生参加科举考试一样注重学习，才能在云谲波诡的商海中大显身手，才能在起伏不定的市场上掌握主动权，就此而言，“贾而好儒”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是徽商完善自我品格的重要手段。古代徽州素有“礼让之国”的美誉，尤其在著名理学家朱熹思想的熏染下，敬儒崇学的人文氛围日趋浓郁，其时很多徽商经过朱熹理学思想的潜移默化，加之许多人从小就接受了比较良好的儒学启蒙，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徽商立身行事、从商事贾的思想指南。在徽商的经营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现象：一些徽商外出经商时定要带上几本书册典籍，闲暇时间就翻阅和诵读；一些徽商每到一个新地方立即拜会当地学人雅士，与其结交、唱和应对，这无疑就是徽商迥别于其他商帮的独有的精神风貌－儒学气质。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其蕴含的以义统利、以义取利的思想始终为徽商所秉持和恪守。徽商的“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不仅来源于儒家思想，而且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

（摘编自刘金祥《古代徽商的“贾而好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