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渊源和特点。认清中国文化的渊源与特点,才能认清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走自己的文化道路。

中国汉字的最早起源与祭祀、巫术、占卜有关,代表了人与天、地、祢灵的沟通。一画开天,二分阴阳,三为天、地、人,汉字体现的这种神圣性,实际是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汉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楮书、宋体,前后相继又特色鲜明从李斯的小篆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毕的雕版印刷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中国文字文化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谱系。中国汉字成千上万,它的发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汉字虽以象形造字开始,但绝大多数是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汉字构有左右、上下、内外之分,但都有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块字。同时,作为书写性文化,汉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真、草、隶、篆、行,五体变化,气韵生动。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结构章法,都有情感和个性因素在里边。中国汉字还具有地域性特点。一方面各地方言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基于共同的文字表述获得了多样的统一性,这种方言和汉字加强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了人们的感情。

然而,近一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的文化自信和理性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过渡地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文字改革,即推行简化字、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这两项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汉字是否非要走西方拼音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汉字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集形、音、义三位一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明、最形象、最丰富的一种文字体系。况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历来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翻译融入中国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我们的许多日常用语,如世界、平等、相对、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用语。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各自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文化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和共同发展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论语·子路》讲的“君子和而不同”。

(节选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即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翻译问题。最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理论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都已经揭示，翻译不是一个在真空中发生的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行为，而是一个受到译入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时代语境、民族审美情趣等许多因素制约的文化交际行为。因此，想要让翻译取得预期的效果，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必须从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跳出来，关注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

借助译介学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们就会注意到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某些做法存在的问题。其中两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一个是“语言差”问题，另一个是“时间差”问题。所谓“语言差”，指的是使用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相关的文化方面，比使用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所谓“时间差”，指的是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持续一百多年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罢了。

由于“语言差”的存在，因此虽然在中国能够有很多精通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并理解相关文化的专家学者，我们却不可能指望在西方同样有许多精通汉语并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而由于“时间差”的存在，中国拥有比较丰厚的西方文化积累，也拥有一大批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他们都能较轻松地阅读和理解译自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当代西方则不具备我们这样的优势，更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文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的读者。某种程度上，当今西方各国阅读中国作品的普通读者，大致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明乎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会对原文有不同程度的删节；而我国出版社提供的无疑更加忠实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译本，在西方却会遭到冷遇。只要回想一下，我们国家在清末民初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也经常对原文进行大幅度的删节，甚至还要把外国的长篇小说“改造”成章回体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今天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典籍在西方的遭遇了。

有人也许会质疑上述“时间差”问题，认为西方对中文的译介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有不少传教士早在16世纪就已经译介中国文化典籍了，譬如利马窦、理雅各也在19世纪中叶译介了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典籍。这当然是事实，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即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已经发展成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多数西方读者满足于自身的文化，对他国，他民族文化缺乏兴趣和热情，这从翻译出版物在西方各国出版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即可看出：在美、英等国，翻译作品只占这些国家总出版物数量的百分之五左右，与翻译作品占总出版物数量将近一半的中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语言差”和“时间差”问题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必须关注当代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文学和文化时的以上特点。我们以前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接受他国、他民族的文化主要依靠的是本民族的翻译家，是从文化的跨语言、跨民族传播与接受的一般规律出发而言的，譬如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或者东南亚各国接受中国文化，就是如此。但是由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差”和“时间差”，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也拥有众多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因此，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方式，中国的中译外翻译工作者完全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事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出他们的贡献。

（摘编自谢天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

①“讲个故事吧！”——为什么情节的魅力如此强烈，古今不衰？叙事学认为，情节展示了时间秩序之中因果关系的必然演变，洞悉真相是多数人的内心渴求。“后来呢？”与“结果呢？”两种悬疑鞭策读者奔赴情节的终局。然而，如果没有纳入文学情节的躯壳，谈论某种社会制度的设计、某个历史时期外贸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等不可能让人如痴如醉。我试图追问的是，文学情节多出了什么？

②“欲望”至少是一个可以视为候选的选项。一个特定的主题可以拥有无数交集的人物、片断和细节，这些因素的收集、挑选和设定不仅涉及因果关系，同时涉及欲望的投射。

③情节的发展很大程度地隐含了欲望的逻辑。人们普遍期待的情节是曲折离奇、大开大阖，主人公历经艰险，最后功德圆满，平安着陆，“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种令人神往的经历即是欲望。情节内部若干常见的修辞策略往往被欲望征用，例如“巧合”。巧合负载的欲望通常在“大团圆”的结局赢得彻底的释放。“大团圆”是情节的另一个修辞策略：终成眷属、家道中兴或者获取功名、事业有成。这些交代与其说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必然，不如说满足了读者的内心期待。相对地说，借助巧合叠加厄运——“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的状况远为稀少。考察情节的时候，因果关系与欲望的想象性满足成为一个特殊的话题。

④多数时候，情节内部的因果关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历史基础。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巨额的财富不可企及，森严的现实等级无法跨越……恰恰由于无法实现，这些渴求可能酝酿、发酵为格外强烈的欲望，进而祈求文学虚构特殊的情节给予虚拟的满足。很大程度上，这即是情节的语言叙述对于欲望受挫形成的空缺给予的补偿。

⑤然而，作家与读者均置身于某种社会历史，他们的叙事与阅读必定与周边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这时，叙事与欲望始终相互调整，二者共同期待赢得社会历史的认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找到的一个简明例子是《简·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历史设置的问题是，“允许简实现自我，但必须限制在社会传统规定的安全范围内”。因此，《简·爱》包含了自我与屈从、责任与欲望、力量与恭俭、普通人与贵族、小资产阶级与上流社会之间的种种平衡，实现这种平衡的情节叙事“不成比例地混合了现实主义、传记、哥特小说、浪漫传奇、童话、道德寓言”，某些时候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寓言或者神话这些“笨重累赘”的叙述话语。

（摘编自南帆《讲个故事吧：情节的叙事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