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知识

罗素

①在开始谋生之前，人们没有时间什么都去学习，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立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铁路、飞机。现代知识已带来人们普遍健康状况的大大改善，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使用毒气去毁灭大城市的方法。同以往比起来，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有用的”知识。

②同样必须承认许多传统文化教育是愚蠢的。儿童花很多年的功夫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法，而终究既不能也不想（除了小部分之外）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考察，现代语言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能在更少的时间内给予更多的文化知识。文明的进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解释当今问题上，比起现代国家和关于这些国家的最近历史的知识更少得到运用。

③但是，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外，还应有其他目的。

④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愈来愈趋向于被动，趋于懒散地观看他人的技艺和表演。这些人的娱乐方式虽然无可厚非，但总比不上那些受过教育而且具有与工作无关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的人。由于技术进步，机器代替了人类劳动，人们的闲暇增多了，那些有充分的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自然能沉浸在高尚的快乐中。所以，普通人必须去接受提高自己心灵涵养的，当然也包括实用技术知识的教育。

⑤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忽视了人的理想训练与技术训练具有同等的必要性。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许多野蛮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如一些人背后说长道短，令人厌烦。当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野蛮的，但他们比起那些心灵未经开化的人，较少如此，行凶斗殴的人在学校学习很少能达到中等水准。这些人除了虐待他人没有其他快乐。最为人们普遍向往的两件事是权力和颂扬。一般来说，无知的人只能诉诸粗野的方式来获得这两者，包括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提供给人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有价值的方式。

⑥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能促进心灵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行动之前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以进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以各种奇异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

⑦心灵的沉思习惯具有遍及从最浅薄到最高深之处的优点。例如从被跳蚤咬、火车误点或与同行争吵等这些小苦恼开始。这样的烦事似乎很不值得做出英雄主义行为的反应，或者像对待人类暂时救治不了的病害一样无可奈何，然而它们对人的影响却破坏了许多人的善良习性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从一些奇特的知识中找到不少安慰，这类知识与这种现时的苦恼有着确实或空想的关系；即使没有这种安慰，也能从人们的思想中当下消除这种苦恼。当我们受到气得脸色发白的人攻击时，想想笛卡尔《论情感》中题为“为何那些气得脸发白的人比那些脸发红的人更为可怕”的一章，就会感到欣慰。

⑧虽然文化上粗浅的快乐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更为重要的功用则关乎生命的灾难、死亡、痛苦、残忍以及国家民族陷入不必要的悲惨状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带来慰藉，为了使生活不趋于黑暗、枯燥， 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肯定，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世界充斥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群体，其中没有一个能具备全人类的整体眼光，每个群体都宁可文明毁灭，与不愿作丝毫的让步，对于这种偏狭，任何专门教育都不能提供解救的办法。因为它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碍自尊心，相反能让个人以合理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那些学科，需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片段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体人生目的概念之知识：艺术与历史，对英雄人物生活之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极其偶然而短暂的地位的了解——所有这些都同人类特有的自傲心情相联系。从广阔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感情结合中最易产生出智慧来。

⑨在所有时代，人生充满着苦痛，在我们今天较前两个世纪人生苦痛更甚，个人与公众的不幸只能靠意志与智力的交互作用来控制：在意志方面是拒绝回避不幸，在智力方面是认识它，如果能补救则寻求补教的办法；如果不能补救则根据对它的关系的看法，将它视为不可避免的而接受它，并且记住那些存在于它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星空的深远之处，使得它变得可以忍受。

（选自作者写于1930年的《幸福之路》，有删节）

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破除论文至上的文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个话题的热议。中央党校丁元竹教授在2020年初撰文指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界定学术的目标和治学目的。文章以费孝通为例，说在中国学术史上，费孝通研究的问题紧紧贴近中国发展现实。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开始以流畅的文笔使学术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 世纪70年代后期，他继续用雅俗共赏的文笔展示一些重大命题，努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成果，推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据此，丁元竹认为：真正的学术必须是有用的知识。

自有人类以来，疫病就如影相随。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疫灾作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方面，疫灾单独发生或与其他灾害叠加，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危害和破坏；另一方面，人类通过与疫灾的抗争并不断战胜疫灾，推动预防医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中国历史看，疫灾流行对我国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疫灾流行时，“死者太半”“死者什七八”“死者不可胜数”等大批人口死亡的描述，史不绝书。疫灾之祸常不单行，多与水、旱、蝗、震、饥、兵等灾结伴而行。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疫灾与战争叠加形成的兵疫灾害。《老子》曰：“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周武王克商后的“遘厉虐疾”，三国初曹操兵败赤壁的大疫，从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遭遇的大疫，清代洪秀全太平军在南京遭遇的大疫，都印证着“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的事实。毋庸讳言，周幽王时期关中的大旱疫加速了西周王朝的灭亡，明朝末年的旱蝗饥疫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在先秦至清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2682年中，至少有224个兵疫交加之年，近三千年来，在北部农牧交错带、中部南北分界线、南部海陆交汇带形成了三个兵疫灾害密集带。

疫灾激发了中国预防医学和疫病防控的进步。比如，东汉末年的伤寒大流行，催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小冰河期瘟疫的频繁流行，造就了吴又可的《瘟疫论》；清晚期广东地区的鼠疫大流行，成就了吴宣崇、罗汝兰的《鼠疫约编》；清末东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促成了国家防疫机构的建立。

“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病原体与人类同进化，疫灾与人类相始终。即使到了今日，虽然许多古老疫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新的疫病不断出现，疫灾流行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不仅如此，随着人类对自然干扰的深入和全球环境的变化，疫病传播的速度、途径、方式以及微生物的致病能力，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复杂变化，甚至一些旧的传染病还有死灰复燃之势，防控疫病流行依然是当今社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民族振兴的重大任务。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揭示历史疫灾的流行规律，探索疫灾的形成机理，对于当今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中国历代十分重视疫灾的救治，但现代细胞生物学和医学引入以前，不能弄清疫灾流行的真正原因，古人对疫情防控缺少有效方法，故而每当大疫之时，人心惶惶，谣诼纷飞，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总结历史疫灾的应对经验，剖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危害，对于增强民众的疫灾防范意识，强化政府的疫灾防控能力，维护疫灾冲击下的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以及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化和综合化，融合多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因此，开展历史疫灾研究，追溯历史疫灾的时间过程，探究历史疫灾的空间分布，分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影响，对于拓宽历史学的空间视野，拓展地理学的时间尺度，拓新灾害学的研究领域，对于促进历史学、地理学和灾害学的交叉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摘编自龚胜生《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规律与思考》）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和”美强调了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的笙磬同音，社会的讲信修睦与和气致祥，更注重这些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古人认识到，自然、人、社会三者始终处在一个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又协同发展的动态平衡中，彼此间关系的和谐也成为宇宙间流转、生生不息的关键。

我们的祖先在蒙昧时期就关注到生命之源——气，并且将天、地、人三气紧密相连。地气、天气的上升下降，阴阳、天地相互激荡，再加上雷霆、风雨的滋润，使得四季、日月相互交替，因此形成万物。万物虽然有数量、大小、形状与本质的差异，但是却能井然有序、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这是自然中的“和”美所发挥的作用。“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通过调动四气、调和阴阳来达到和，故而“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礼记·乐记》中写道“乐者，天地之和也”，这体现出宇宙万物和谐平衡的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的和谐世界观。

“和”是宇宙之根本性质，是宇宙之真、之善、之美的总来源，既然宇宙的真善美都来自和，那么，我们人工的创造，也应效法天地，以和为根本法则。在世间万物相融相通的基础上，人们效法天地自然，将人事合于其中，既追求自然的旨趣，又强调人为的秩序；既强调规则，又在一定程度上无为而治；既遵守礼仪制度，又不能完全受它约束，在主张秩序和追求自然两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礼记》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均是达到天下‘大顺’的要素和基质。”此时的“和”美不仅指自然万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更是作为人与天之间沟通的连接点，其最高境界是达到天人和谐。“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基于儒家“崇天”“敬天”的思想，礼、乐的制作原理模拟了天地的运行规律，将天地作为万物和谐的样本与标准。“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天地间的和合作用通过“和”美之乐体现出来，它可以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圣人在制礼乐时首先要懂得天地的运行机制与规律，效法天地、阴阳、四时和鬼神，为人的行为指出方向和提供依据。将人的活动与天地相联系，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的自觉意识，也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凝聚力以抵御强敌，维护统治，正如《礼记·乐记》中讲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和”美思想以天地作为起点，应用到人事社会中，最后又反观于天地间，其中的人、自然、宇宙、社会都不是相互独立、彼此分离的，而是组成了一个休戚相关的统一体，这一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美的观念，在《礼记·乐记》中有较为全面与直接的论析与体现。自然界中的万物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丰富而统一的世界，人类也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尊重万物、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促进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摘编自梁晓萍、李阳《〈礼记·乐记〉中的“和”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