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职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数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

材料一：

自7月20日起，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国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营业开放。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电影界攻坚克难，制片企业迅速组织复工复产，开放营业影院有9200多家。电影市场的迅速回暖，充分证明中国电影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内在趋势没有改变，电影产业迅速恢复活力具有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来自广大观众对国产电影的热忱支持和由衷热爱。广大电影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在继续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加大国产新片的投放力度，提高有效供给，以创作生产为中心，多出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只有源源不断给市场提供优质产品，才能进一步保持和激发观众的观影热情和市场活力。

（摘编自明振江《中国电影保持长期向好态势》，《人民日报》2020年8月27日）

材料二：

近年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一大批主流类型片，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优秀的艺术品质，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8月21日，电影《八佰》正式上映，延续了近年来银幕上优秀主流商业大片的创作模式。

《八佰》聚焦于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在四行仓库这样一个极端的环境内，在数以百计中外新闻工作者的近距离围观下，“八百壮士”开始了四天四夜的守卫战。市民们则为枪声所召唤，不只是观战，更是为助战而来。

影片展现的并非缥缈虚空的偶像，而是军民一心、抵御外辱的战争史诗。这种不畏强敌、众志成城的精神是跨越时空的。今天的观众，依然会被这种精神鼓舞。这是新时代语境下，对不惧牺牲、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的一次全新诠释。历史上，“八百壮士”唤醒的民族情怀，今天更应该放在更大格局中去珍视。

《八佰》作为国内首部全程使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影片，有更大画幅、更高的画质清晰度，使观众获得沉浸式临场体验。在制作上的心怀敬畏，铸就了《八佰》的高度工业化特征。从整体呈现来看，导演管虎率领业内顶级制作班底，筹备十年，以20万平方米实景拍摄基地对战场进行了高度还原。从细节打磨来看，弹道的计算、声效的呈现、人物的表情、战术的调整等，处处体现出不敢苟且的谨慎、勇气和执念。这使得整部影片既具备视听享受的震撼力，又不畏多次研读的倦怠，显示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生命力。

（摘编自支菲娜《<八佰>：爱国主义的战争史诗》，“光明网”2020年8月21日）

材料三：

《八佰》不是我们常见的传统战争片，它的出发点并不始于领导层，而是个体生命，是千差万别、色彩各异的草根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们操着各地方言在四行仓库内的弹雨中呐喊着、嘶叫着，进行着顽强的军事抵抗……在这些士兵中，有的是逃兵，有的吓破胆，有的是临时入伍的农民，从未扣动过扳机。面对突如其来的弹雨和炮火，他们手足无措，他们害怕开枪、害怕杀戮。影片真实呈现了个体生命在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的渺小和无奈。尽管他们充满“人性的弱点”，但是在民族危亡面前，在炮火和弹雨的一次次洗礼中，他们一步一步突破自身的怯懦和局限，完成个人脱胎换骨式的升华和转变：从初见死亡时的害怕到怀抱集束手雷，高呼自己的名号从高楼跃出，跳入敌群；从逃兵班成为护旗班，在敌机的扫射下集体中弹，挣扎着也不让旗帜倒下……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走向英雄的升华，都驻足于华夏民族忠孝节义的伦理精神及其文化传统的外在表象之上：怀抱手雷的壮士们跳向敌群的一刹那高喊的是：娘，我走了，孩儿不能尽孝了！留给母亲的遗书是八个血写的大字：“舍生取义，儿所愿也！”童子军小湖北的精神想象是：端午成为赵子龙，身披盔甲，手持长枪，骑着白马，屹立山顶，冲向曹营。对面的戏台上，武生演员手持刀枪威武亮相，唱的是“七进七出长坂坡”，马精武作为戏班头领神色悲壮，高举棒槌为对岸的将士击鼓助威……

（摘编自张卫《<八佰>：个体生命汇聚而成的宏大叙事》，《中国电影报》2020年9月9日）

材料一：

中青报：在书房写作和在其他地方写作，感觉有什么不同？

冯骥才：作家的书房，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同时，书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弹的战壕，是安顿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诗情画意的地方。

中青报：你觉得中国文人的书房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冯骥才：中国文人的书房，我觉得有两个特质：一是很强的书卷气，没有浮夸没有享受，是一个纯精神的地方；二是琴棋书画，中国人讲究触类旁通，屋子里一般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中青报：你去过别人家的书房吗？喜欢谁家的书房？

冯骥才：我进过不少作家的书房，从冰心、孙犁到贾平凹，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

（摘自《冯骥才：书房是作家不设防的写作场》）

材料二：

书房，是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之一。书房不但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读书抚琴的处所，还助力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早在汉代，文学家张衡就曾称赞自己的书房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房本身就是一个具备艺术体验、阅读写作与图书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间。不同的书房，代表了不同的中式生活美学。

科举取士，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唯一通道。一些文人墨客却因时运不济、命途乖蹇，不是屡试不第，就是遭受打压，不得不寄情于山水与诗酒之间，形成了中式生活美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名士之美。

名士们的书房必有另一番情趣。最知名的当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这间因千古名篇《陋室铭》而流芳百世的书房，见证了刘禹锡等名士们的生活美学。

既是“陋室”，当然不求气派奢华，也不求满壁藏书，不必有“丝竹”声这种奢侈品，更不能堆满案牍公文，变成一间要务繁忙的办公室，但一定要具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自然朴实，要有“鸿儒”们的雅集，从而满足名士们清新淡雅的精神需要。这种因各种“陋室”而孕育出的名士之美，从魏晋的“竹林七贤”到刘禹锡，再到八大山人、郑板桥，一直延续至今。

两宋以降，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兴盛，及至明清两朝，器物之美到达顶峰。各类文房雅物、金石碑版，竞相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最爱，书斋应运而生。

与简朴的“陋室”不同，书斋一定要繁复讲究。明清之际有两部书，就是讲书斋的陈列、布置，一部是文震亨的《长物志》，另一部是高濂的《遵生八笺》。在《长物志》中，文震亨认为，书桌应当“设于室中左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槛，以逼风月”，而高濂更是要求书斋里要准备“卧榻”，目的在于读书劳累了可以“偃卧趺坐”，宛如今日许多人在书房里放置的沙发。

当时文人还要求书斋必备植物，得有一只大水缸养鱼，还必须要弹琴奏乐，甚至常备金樽檀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昆腔。有条件的，还需陈列一些金石碑、名家字画等古玩艺术品，经常邀请朋友来鉴赏分享。书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黄花梨木料，瓷器必定是哥窑，一切都有讲究。

明清书斋，见证了中式生活美学的极致：繁复之美。文人们不但践行、推崇这种繁复之美，而且还将其理论化，除了前文所述文震亨与高濂的两本书之外，还有李渔的《闲情偶寄》、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等著述，均对此颇有研究。

无论是陋室还是书斋，它们最大的差异，是在生活美学上的审美情趣不同，要说藏书，其实都不能算规模宏大，多半收藏一些经史子集的常备书或是少量私刻、坊刻的善本。因为印刷技术有限，古代中国大部分私人书房都不可能有巨量藏书。

但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真正对得起“汗牛充栋”这个词的书房。那就是兴起于明清时期江南的藏书楼。它们以动辄几十万卷的藏书量再加上与之相辅相成的园林、水法及木质建筑的藏书楼，共同反映了中式生活美学中的另外一端：极致之美。

最著名的代表，当属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其主楼是一栋“面阔六间的两层硬山顶”“坐北向南，左右砖登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的楼阁，并且“凿一池于楼下”，其风景“曲岸弯环，水漾涟漪，堂之影、亭之影、山之影、树之影，皆沉浮波中”。这种奢华的园林景观与几十万卷藏书交相呼应，可谓极致之美的典范。

清代，江南藏书楼数不胜数，除了宁波天一阁之外，还有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彝尊的“抱曝亭”以及晚清陆心源创办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乾隆帝曾称这类藏书楼之多令他“指不胜屈”。这也是当时江南经济繁盛的重要见证。

（摘编自韩晗《书房里的生活美学》）

材料三：

我们把书房称为书斋，是因为“斋”本义是斋戒的意思。古人认为读书是件清心凝神的事，该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因而书房以多“斋”命名。如王安石的“昭文斋”。

除了“斋”字，古人书房取名还有用堂、室、屋、楼、馆、阁、轩、舍、居、庐、庵、山房等等，各有寓意。

堂，许慎《说文解字》：“堂，殿也。”其特征是高大、宽敞、明亮，所以文人学者起斋名用“堂”者颇多。也有种说法，“堂”有学堂之意，书斋名里头带着“堂”的，有不少是在里面教学生的。敢以“堂”为名，自然是大方之家，兼有老师的身份了。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等。

阁，原本指置放物品的架子，宫廷里收藏图书，便以“阁”为宫之名。藏书家所造的楼也用“阁”命名，“阁”因此也就有了“楼”的意思，如唐伯虎的“魁星阁”、刘海粟的“存天阁”、吴青霞的“篆香阁”等等。

轩，从车旁，原指有帷幕的车子。由其形引申为有窗户的长廊或小屋，如归有光的“项脊轩”、辛弃疾的“稼轩”。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不少字用在斋号里头，如洞、簃、牖、庋、榭、园、岩、巢、村、蓬、窝等等，此处也就不再赘述，而有些人取名，不限于此中，反而有趣，不妨一谈。

任继愈先生晚年的书斋取名叫作“眼科病房”，他说岁数大了，无论做点儿什么工作，都必须点点儿眼药才能干活儿，可不是名副其实的“眼科病房”么？

无论斋号为何，用了何字，其中都蕴含了主人的哲思和希望，斋号之中，往往透露出其主人的性情、经历和思想。因而这些斋号早已不仅仅是些文人为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而是书斋文化的长卷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一部妙趣横生的中国文人思想史。

（摘编自寒食《中国文人书斋命名及文化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