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滚烫的土地

阎秀丽

秋阳很毒，像针，扎在爹的脊背上。

娘抬头看了看天，说：“歇一会儿吧，这日头忒毒，晒得人脱层皮。”

爹没有言语，只是把镐头抡得更高了些，然后再使劲儿地落下。坚硬的山土在他的镐头下只是崩出了一个亮晃晃的镐印，几块细碎的土坷垃崩在他裸着的胸膛，和脸上的汗珠混合在一起，变成浑浊的小溪淌下来。娘便生了气，叨咕着说：“非得刨那点儿地，不知道能种几粒粮食！”

爹回了头，擦了把汗，眼睛一横，说：“你懂啥，这片小山包荒着也是荒着，我刨出来就能有用，要不种地，要不栽几棵树，咋了！”

娘说：“咱家的粮食也不是不够吃，你费那大劲儿刨这点儿地有啥用！乐意干你干！”我在旁边看了看爹，娘能扔镐头耍脾气，我可不敢。爹那火爆脾气，不敢拿我娘撒气，要是有个不小心，那火准定得烧到我身上。

爹头也没拾，只是把手里的镐头更加用力地刨下去。

我心里是极不愿意爹到处“开荒”的行为，但是我不敢反抗。

爹的工作在县上，机关里一个科室的科长，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公家人”。

周六回家，爹换上一身旧衣裳，扛了镐头就往山里走，娘阻拦不住。村里人也说，不值当，吃公家饭的，还差那点儿地？正儿八经的庄稼人都没人弄。

为这，爹和娘吵了一架。

娘没有去地里，爹也没有喊我，一个人扛着镐头下了地。

娘并没有想象的清闲，反而在家里走来走去。把地扫了一遍又一遍，屋里的那几件简陋的家具，也被娘擦得泛了光，映着娘有些魂不守舍的神情，并且时不时地扒着后门，一遍又一遍地望着爹去干活的山沟沟。

我心想，再怎么望，也看不到那个小山包，何况是一个人。到了中午，爹还是没有回来，娘让我去地里看看，喊爹回来吃饭。我有些不情愿，又不敢违拗娘的意思，只能慢腾腾地向着那山沟走去。

太阳火辣辣地悬在正空，不知名的虫儿有气无力地嘶鸣着，连风都是热的。我心里暗暗气着，这么热的天，不好好在家待着，拐带得我也跟着遭罪，刨了那点儿山边子，还能富了？

气归气，还得去，这么热的天，爹要是中暑了，那可就糟了。

我到了山沟处，远远地就看见爹抡着镐头，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下。镐头落下的时候。他的身体弯成了一把苍劲的弓，站起身抡镐头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后仰着，和手里的镐头成了一个别样的剪影，像一棵山崖上虬枝百结的老松。阳光从他的背上洒下来，在爹重复的动作里，纷纷地跳跃不停。

我心头一热，赶紧走到爹的跟前，喊了一声，把手里的一瓶水递给他。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就把一瓶水喝了个干干净净，嘟囔出一句话：“这天，真要命，咦？你咋来了？”“娘让你回去吃饭。”

“不急，我先把这块儿刨完了再回。”

我靠在一棵树的树荫下，懒洋洋地看着两只蚂蚁爬来爬去。爹抹了一把嘴，又拿起了那把镐头。

“别刨了，就那点儿山边子地，种啥也长不出好庄稼来。”放羊的张老歪抱着一个鞭子，从山的另一边赶着羊群过来，蹲在离我爹不远的一块石头上说。

“你是白当了一辈子的庄稼人。地是通人性的，你懒了，地也懒了；你勤了，地就勤，它不亏待你，你得信得着这儿。”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说，“心里装着啥，地上就长啥。”

张老歪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话虽在理，不过你看，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那几块地都撂荒了，你还开荒！你信不信，等将来你不在了，刨出来的地还得撂荒。图个啥！”

“人哪，是地养着呢，就是死了，也得埋在地里，还能给你悬到半空去？人不在了，地还在，人活在地里呢。他们还能在外漂泊一辈子？早晚得回来，这里是根儿！”

张老歪没有说话，看着天空上的几朵白云，嘴里嚼着一根草叶子，半晌说了句：“这人养地不假，还没听说地养人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爹站直身子，手里拄着镐头说，“一百年这样，一千年也这样，哪块土地上都有人。咱们不在了，埋在这里，有魂在这儿呢，种上一棵树，树吸收着咱们的营养，越长越大，开花结果，谁说咱们就没了？那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不就是地养人吗？”

“儿子说要接我去城里享福，恐怕我老了那天也回不来喽。”张老歪的神色似乎有些黯然地说，狠狠地甩了一下鞭子，把羊惊得回头冲着他“咩咩”地叫了几声。

“那你就去呗。”

“要不我能去哪儿？”张老歪硬撅撅地撂下这句话，转身就去追跑散的羊去了，“你脚下瓷实，刨吧，我的脚底下可就空喽……”

风里隐隐传来张老歪的话，瞬间就被阳光炙烤得没了踪影。

爹没说话，低下头，看着脚下褐色的土地，又把镐头高高地抢起。

爹和镐头已经浑然一体，山野间回响着镐头撞击大地的闷响。爹的身影紧紧贴服着大地，浑然一体，像大地上移动的图腾。娘扛着镐头出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我久久地站着，看了一眼娘，又看了看爹的背影。

脚下的土地被太阳炙烤得滚烫，那股热气源源不断地传入我的四肢百骸，让我的心也变得通透起来。

我走过去，把镐头从爹的手里拿过来，也像爹一样，将镐头高高地抡起。

（选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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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因为规则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让他们休息一阵子。自己就招呼梯田下边沟岸上教徒弟们种田地的副组长王新春过来闲谈一会。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就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一块砖，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块地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头一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也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也说：“爹！你就戴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带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戴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正忙着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两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权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了村，他觉得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搜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戴上。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停，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台阶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有删改）

文本二：

我也曾写过一些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新作——《套不住的手》，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会。

作品文字极为从容而严整，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费，事实上可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是的，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他的亲切微笑，也别忘了他劳心焦思，一字不苟的极其严肃的工作态度。这篇作品不很长，而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劳动的经验，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着琐碎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缀起来，颇为巧妙。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很多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的，而的的确确是仗着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

（节选自老舍《读〈套不住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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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马靴

迟子建

父亲说头道岭有条母狼，它双眼瞎。他们不止一次撞见它与乌鸦同食腐肉，看着它被漆黑的乌鸦给挤在一角，像条瘪了的布袋。父亲可怜瞎眼狼，做了几个鼠夹子，将拍死的老鼠扔给它。从此，它像一团飘浮的阴云，蔫巴巴地尾随着队伍。它得了食物后会叫几声，像小孩子没吃饱奶时的吭叽声。后来，瞎狼在他们视野里消失了，但父亲还会在队伍偶尔开荤时，将吃剩的骨头，扔到附近的山洞。瞎眼狼喜欢山洞，当它走投无路寻到那儿的话，总不会饿着。

袭击守备队发生在1938还是1939年，父亲记不清了。他说那天是小年，雪粉飞扬，常迷了人的眼睛。父亲说雪花纤尘不染，就像老天送来的润眼膏，无比清凉。他们抗联部队的一个支队，二十多号人，清晨从四道岭的密营出发，晚饭时分，袭击了位于中苏边界的一个日军守备队。

当队伍冲向弹药库和粮库时，没想到这两座库居然还有碉堡的功能。父亲说大部分战友牺牲在那里。副支队长下达了撤退令，只有五个人撤了出来。父亲撤得并不顺利，一个日本兵始终在追捕他，两个人之间的周旋和战斗，进行了大半夜。父亲说自己太走运了，最后一颗子弹，击中了敌手的左肩。而那人开的一枪，穿过了他制造运动假象时用树权挑起的秋衣，后面两枪都成了献给夜的森林的小礼花。

作为火头军，父亲行军打仗总是背着一口铁锅。那铁锅与他的背一样宽。除了手枪，他还携带一把三寸长的钢刀。此外他棉军服的里子，还缝了两个布袋，一个装盐，一个盛火柴。在雪地艰难跋涉约两里路后，他听到背后隐约的狼喙。雪越下越大，敌手紧追着父亲，他们就这样在飞雪中又行进了两个多小时。父亲实在走不动了，在靠近河岸的灌木丛停下。飞雪中林木模糊，可狼的叫声愈发清晰。父亲饿得肚子咕咕叫。他打算与敌手决一死战。如果幸运，再燃起一堆火，化点雪水喝。对付狼，火光就是子弹。

我觉得父亲无数次唠叨的这个故事，没啥新奇。但我对后半程的故事永不厌倦，就像对一首喜欢的乐曲，不管循环播放多少次，依然爱听。

父亲说他卸下锅，手握钢刀，身体绷紧，做好了决战准备。可是敌手踩着父亲趟出的脚印，趔趔趄趄靠近他时，既没做出战斗的姿态，也没举手投降，而是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他打着寒战，牙齿磨得咯咯响，不知他是被疼痛折磨的，还是因为憎恨父亲。

父亲先缴了他的枪，是一支轻便灵活的三八式步骑枪。父亲说那是女战士最喜欢的一款枪。他最终靠着这支枪，俘获了母亲的芳心，当然这是后话。父亲说本来可以一刀子扎在敌手心口上，让他立即毙命。但见他气息奄奄，挺不了多久了，再说狼嚎声越来越近，父亲就准备先点火。他从灌木丛划拉了一抱干枯的树枝，把锅支上，放上雪，生起火来。躲在灌木丛后的狼，交替发出叫声。父亲看到灌木丛里始终只有两个黄绿色的光点在闪烁，那是狼眼发出的光。父亲说，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为啥有一条狼的叫声，令他有熟悉的感觉。

敌手挣扎了最后一程，凌晨死了。父亲说这时雪停了，老天爷不撒纸钱似的雪花了。他再次搜敌手的身，只在军服的口袋里搜出一个金属外壳的镜盒。父亲凑近篝火一看，里面竟夹着张相片，是个穿印花和服的姑娘，她微微垂头，浅浅笑着，满眼都是甜蜜。父亲想，这相片中的人，也许是敌手远在家乡的恋人，而她再也见不到心上人了。父亲将镜盒放回了敌手的口袋。父亲突然发现，敌手穿着马靴。父亲将这两只靴子从敌手脚上拔下来，靠近篝火，用钢刀切割靴子。他划开靴帮，撩猪毛似的，将靴筒绒毛在火上处理掉，再用刀子，将它一遍遍地刮着，除掉绒毛烧后留下的灰烬，再尽力刮掉所染的颜色，让牛皮恢复本色。一双马靴，经他分解，得了大大小小的牛皮共十块。他将它们放进雪堆，一遍遍揉搓，使它们更为清洁，然后加柴调旺篝火，把马靴皮下到锅里，开始炖马靴了。这口锅散发的水蒸气，被篝火映照得像一条腾空的金龙。马靴的味道渐渐散发出来，初始是糊味，跟着是膻味，半小时后，牛皮仿佛被熬煮得苏醒了，淡淡的香气出来了。父亲用桦树枝做筷子，捞出最大那块马靴皮，用刀切下一小块，努力填进嘴里，将余下的一分为二，撇给盘踞在灌木丛的狼。我问他食物如此短缺，为啥还要喂狼？他说可能是习惯吧，毕竟瞎眼狼在那里。再说狼得了吃的，就不会过来吃人。他说的人，是否包括敌手？这个话题我始终没敢问。

父亲本来是想向着四道岭的密营方向撤退的，他渴望在那儿与离散的战友汇合。他不想天亮前出发，雪夜的森林，就像打了数不清的烟幕弹，分辨不出东西南北。可是狼逼得他必须走，因为它们窸窸窣窣地走出灌木丛，朝向篝火了。借着残余的篝火，父亲望见了一生难忘的情景。两条狼一前一后，呈一条直线。前狼挣扎着向前，后狼使劲拽着前狼的尾巴，这尾巴随时有被扯掉的危险。最终瞎眼狼将前狼生生地拖回了灌木丛。父亲长吁一口气，分出两块牛皮，投给它们。他将剩下的牛皮捞出，揣进裤兜，然后划拉了一抱柴，将篝火调得旺旺的，拔腿出发了。

越走越没有方向。就在父亲走投无路时，他听见了背后走兽的声音，还是那两条狼！前狼追上父亲，停下的一瞬，它身后的瞎眼狼立马放下前狼的尾巴，上前两步，用嘴温柔地触着前狼的脸。前狼发出撒娇和委屈的叫声。父亲说，只有母亲对孩子才能表现出如此的怜惜和爱抚。他说，瞎眼狼叼着的尾巴，是它生命的脐带，也是一道藏在心底的光啊。

每到小年，父亲都要讲一遍这个故事。后来的事，我和母亲差不多都能背诵了。天连阴了三天，瞎眼狼和它的孩子在前引路，他们靠着所剩的煮熟的马靴皮，和深埋在雪下的红豆浆果，以及山洞的骨头，渡过难关。那些骨头，有瞎眼狼备下的，也有父亲当年丢给它的。母子狼最终带着他，靠近了一个村庄。父亲说，闻到炊烟的气息后，瞎眼狼松开嘴，用两只前爪激动地刨着地，洗尘似的，快乐地躺倒，在雪地打了几个滚，然后起身抖了抖毛。沾在它身上的雪粉飞溅出来，飞进父亲的眼睛，与他的泪水相逢。

父亲离世后，每年这时，我也给儿子讲这个故事。我怀疑过，父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编造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东北抗联博物馆陈列室的橱窗里，父亲中弹的棉绒秋衣还在，弹孔边缘处的烧灼痕迹清晰可见。儿子每次听我讲炖马靴的故事，总要骂张学良，说当年他要是带领东北军抵抗侵略军的话，日军不会轻易占领东北。发完牢骚后，他常会打电话叫外卖，外卖的主角是鱼皮冻。我想他是用他的肠胃，帮助他的精神，记忆这个故事吧。

最后我要补充的是，父亲每回讲完炖马靴的故事，总要仰天慨叹一句：人呐，得想着给自己的后路，留点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