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意义

俞平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其实是对一桩事情的两种看法。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地减少了。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纪回答得很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正意义，何况这制度确立还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地低落，别字广泛地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是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段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不必出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语》《孟子》，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东北，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有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观测天象过程中对宇宙也有认识，形成了一些宇宙学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以为“天圆地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这是对天地结构比较直观的认识。它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很大。汉代成书的《周髀算经》利用影长测量数据，试图把盖天说构造成一个天地几何模型，说明日月出入、昼夜变化等各种天文现象。但由于天地平行和圭表影长“千里差一寸”的基本假设有误，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盖天说对绘制星图、测量天体坐标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汉代有一种星图叫“盖图”，大概就是按盖天说的原理绘制的。此外，天体的赤道坐标在中国古代是“入宿度”和“去极度”，与盖天说并不矛盾。

汉代出现了浑天说，大概出现在太初改历之时。东汉张衡的《浑天仪注》对浑天说有非常形象的描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可见浑天说的本质就是对天球的认识。浑天说对后来天文观测的影响很大。有了浑天说，就有了浑仪，并且有可能在浑仪上加黄道、白道等，使天体位置测量越来越精密。

宣夜说是一种认为宇宙无限的气宇宙论，是汉代的郗萌提出的学说。他认为“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这种宇宙论虽然对天文测量和天文历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启发人们认识宇宙本原和天体演化。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根据这种气的宇宙论提出了关于宇宙演化的猜想。他认为宇宙起先只是阴阳二气，两者旋转摩擦，磨出一些渣滓，结在中央，便形成地。气之清者就上升成为日月星辰，在外周转不停。这个宇宙演化理论虽然还很粗糙，但其气漩涡论却比西方著名自然哲学家笛卡尔的宇宙演化漩涡说早400多年。

中国古代宇宙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天地对应和天人对应。中国古代的星官体系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西方的传统开始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到古希腊时期形成星座体系，以神话中的事物为主。中国星官体系则完全不同，它是把人间帝王社会搬到了天上。天地是名副其实的对应。正是有了这种对应，中国古代的天与人之间才那么接近。“天文”永远与“人文”密切关联，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根本的目的是探究天人关系，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

（摘编自《中国古代天文学：何为“天极”》）

材料二：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浑盖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理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眶的一段话可作代表：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南北朝时，南朝的梁武帝偏爱盖天说，曾集合群臣，公开宣讲盖天说。对于他的主张，天文学家中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但梁武帝并未采用暴力手段迫害那些不相信盖天说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与浑天说亦不一致，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佛教学说为依据，强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所信奉的宇宙结构学说的事例。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节选自《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材料一：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句话或被用来证明文学文本意指的不确定性和意蕴的丰富性，或被用来印证读者理解文本的差异性，即因为受教育、环境、年龄、性别、阅历等因素的影响，读者们的阅读能力、水平、趣味千差万别，即使面对同一个文本，他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如果仅从字面看，“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似乎暗示，一个读者眼中，就只有一个哈姆莱特。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自己阅读《哈姆莱特》的体会时曾说，她少年就读《哈姆莱特》，后来又多次阅读，却是常读常新，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部经典的理解都有不同，心中的哈姆莱特形象也有变化。关于阅读，中国古人张潮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因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张潮的话与伍尔夫的阅读体验相互印证，阐明了一个道理：人生阅历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对文本形成不同的把握方式，产生不同的理解。

如果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特”这句话凸显了读者个体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空间向度的阅读差异的话，那么顺着张潮的话，我们则发现了阅读差异存在的另一向度——时间的或者说历时的向度。历时向度的阅读差异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人的“理解视野”是生长的。“阅历”其实构成了阐释学所说的理解视野的“先在结构”，自我成长带来阅历的丰富，阅历丰富使这个先在结构更加丰富或者发生变化，先在结构的丰富、变化最终使理解视野扩大、加深或者变化。这样，即使阅读同一文本，不同生长阶段的理解视野也会形成不同的阅读体验，阅读在历时层面的差异性就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还存在着某些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几乎无视文学文本这一客观基础的阅读与阐释。张江曾经举例说，同样是阅读《哈姆莱特》，有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她看到的却只有奥菲利亚，心心念念的只是“解放奥菲利亚，或者让她成为悲剧的中心”（张江《强制阐释论》）。这样一来，这位读者眼中，一个哈姆莱特也没有了。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阅读和阐释呢？“强制阐释”批判者认为，这样的阅读与阐释理论先行，立场前置，罔顾原文，是一种“不道德的”阐释。它明明已经脱离了文学文本这一科学性的客观基础，却非要说自己比别人更有道理，并要求他人接受。因此，它也的确难以洗刷“不道德的”嫌疑。

总之，从文学接受视角看，文本阅读存在三种可能向度：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非文学的“理论”或“文献”，如此一来，一个读者眼中，可能连一个哈姆莱特都没有了；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超历史”的文本，所有的阅读都力求还原“真相”，于是，在一个读者眼中，有且只有一个哈姆莱特；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召唤结构”，期待并允许读者不断去补充、扩展、引申，这样，一个读者眼中便有无数个哈姆莱特。看来，要弄清一个读者眼中究竟有多少个哈姆莱特并非易事。不过，也恰是存在一个读者眼中有多少个哈姆莱特这样的迫问，文学阅读才显得趣味盎然，文学经典才能够润物无声。

（摘编自何建良《文学阅读的多维向度》）

材料二：

在当代阅读史上，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观点。它动摇了“唯一标准答案”的僵化思想，对我国阅读界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然而，众多匪夷所思的“多元解读”也随之出现，这类荒腔走板的解读，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之中。这些混乱认识与理论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正确理解西方“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

西方“读者中心论”强调在以读者的接受来阐释作品时，要避免纯主观的、任意理解的心理主义陷阱。毕竟，读者接受有时代局限性和主观任意性。没有接受，作品不能最后“现实化”；但单个读者的接受理解还不能等于作品的全部，只有代代相承的接受链才有望接近作品本身。既然如此，判定作品意义的依据只能是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任何接受都可能是对另一接受的局限的弥补；同时，任何接受都有提高、修正之必要，更不用说要对错误接受予以纠正。

此外，多元解读与文本制约是同时发生的。文本是一个未确定的“召唤结构”，文本“空白”中存在某种意向，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读者完全按照文本召唤，实现文本解读的一切潜在可能。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而读者的多元反应成为必然。因此，作品的“召唤结构”的“空白”为阅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而文本本身又对阅读进行基本限制。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语，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不管读者愿意不愿意，背后的决定者仍是文本。

历史上错误的“读者决定论”不止出现过一次。李白、杜甫的诗歌曾经不入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审判……然而，一切“假哈姆莱特”都动摇不了经典文本的地位。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应该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莱特，更不应一千个都不是哈姆莱特，甚至没有了哈姆莱特，我们应该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莱特。

（摘编自赖瑞云《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莱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