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

岱峻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里的学风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1927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

父亲那天的回信，从出席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儿子快些回国。1927年，梁思永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他通过与国内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梁思永将研究成果写成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

1930年，梁思永正式加盟史语所考古组。

这年8月，地质学家、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东铁路苏籍雇员路卡徐金在东北中东铁路一线，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9月19日，梁思永与助手王文林从北平出发，前往黑龙江。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

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他们每天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昂昂溪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

1930年10月初，因天气渐冷，他们不得不踏上归途。这次调查成果，梁思永在1932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四十四页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刚刚兴起的考古发掘只好戛然而止。

1931年1月，新婚燕尔，二十七岁的梁思永就告别妻子，随史语所考古组去河南，参加安阳小屯和后冈发掘。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黏液。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但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护。

那之前，中国境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遗址发掘方面都缺少科学性。夏鼐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至李先生处……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瞪着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那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而梁思永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冈的发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战争爆发后，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梁思永带领劳棘、陈述等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考古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地押运到昆明。

（摘自《人物传记》）

（《梁启超是怎么教育满门子女的》）

（《梁思永：多有开创的“天才考古学家”》）

材料一：

近些年来，为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卫星宽带接入需求，特别是解决边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问题，“卫星+互联网”模式成为新热门。

卫星互联网可不是简单的卫星通信。目前全球还有数十亿人因为现有地面网络设备覆盖率不高，未能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捷生活。随着科技的发展，众多高技术公司的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主打功能就是天基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用于触及地面接入方式无法到达的地球上的众多区域，进而极大提高全球高速数据传输服务覆盖率。此外，卫星互联网还具有容量大、功能多等许多独特优势。

近年来，SpaceX、OneWeb、O3b等创新型企业纷纷计划打造由低轨小卫星组成的星座系统，引发全球性发展热潮。其中，美国SpaceX公司的“星链”计划进展迅速，目前已进入实质部署阶段，旨在建立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星座。

“星链”计划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规模庞大。SpaceX公司计划分别在340公里、550公里、1150公里3个轨道高度上部署约1.2万颗卫星，这个数目是全球目前在轨卫星总数的5倍。随后又计划增加3万颗卫星，使“星链”计划卫星总数达到4.2万颗。

卫星互联网如此庞大的卫星部署计划，让人们不得不担忧由此带来的各类风险挑战。首先是空间轨道资源和频谱资源的大量占用。成千上万颗高速运行的低轨卫星，增加了碰撞风险，并且产生大量空间碎片，对现有航天器带来毁灭性打击。再者，低轨互联网卫星受大气影响，寿命普遍比高轨卫星短。如何回收或处理报废卫星也是一大难题。

大量低轨卫星的出现，同样对天文观测提出了巨大挑战。低轨运行的卫星亮度远超大部分天文观测目标，拥挤的近地轨道，将使天文观测和科研越来越多地受到光线干扰。同时，这类全球卫星星座计划系统“天生”就可用于军事，也将对空间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目前，各国军用卫星系统主要基于少量的、大型高价值卫星。一旦这些大型卫星遭遇攻击或出现故障，将会对部队行动所依赖的天基系统造成致命打击，而使用大量的、小型廉价卫星，则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摘编自李丽、杨迎宾《“卫星互联网”来了！》）

材料二：

2020年7月上旬，国内首架高速卫星互联网飞机完成首航，利用一颗高通量卫星在万米高空完成了百兆以上速度的联网，并实现了流畅的空中直播。从构想到发射组网，我国卫星互联网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卫星互联网主要以卫星为接入手段，它属于新基建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反映了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需求。随着航天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提供这种互联网宽带服务模式成为可能。目前卫星互联网主要指利用地球低轨道卫星实现的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地面网络靠基站通信，卫星互联网则是基于卫星通信技术接入互联网，好比将地面的基站搬到了太空中，每一颗卫星就是一个移动的基站。目前，尽管地面网络发达，但许多特定场景下靠地面网络覆盖代价太大。于是，将“基站”布设到近地太空成了一个选择。

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如何实现？以1000公里的近地轨道为例，卫星绕地球一圈100多分钟，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通过成百上千个卫星在这个轨道高度组成星座，从而实现对全球的无缝覆盖。对用户来说，尽管卫星始终在运动，但每时每刻都有卫星飞过头顶，网络信号始终保持稳定覆盖。

2018年12月22日，“虹云工程”首发星被送入轨道，标志着我国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系统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虹云工程”通过搭建由156颗小卫星组成的卫星互联网系统，实现全球无死角地自由接入宽带互联网。几乎同时，“鸿雁”星座首发星也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其目标也是在太空构建一条四通八达、覆盖全球的信息通路，计划用60颗核心骨干卫星和数百颗宽带通信卫星组成系统。

卫星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并不限于宽带，也包括能够提高定位和授时精度的导航增强功能，可对航空、航海、远洋货物等进行跟踪的物联网等。无疑，卫星互联网未来的应用场景会多元而广泛。

怎样用好卫星互联网呢？低轨卫星以每秒7公里多的高速绕地球转动，为了防止网络中断，让用户有良好的体验，需要对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此外，上千颗在轨卫星有必要通过智能化实现在轨自主运行，这也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

卫星互联网真正用起来，关键还在于要好用也能用得起。这就要求卫星组网实现低成本，地面终端也要实现低成本。例如，通过批量生产，卫星互联网的卫星会更便宜；通过技术攻关，把芯片越做越小。当然，卫星互联网纳入国家新基建给产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信心和活力，能推动产业链提供更高性价比的卫星、载荷和地面终端产品。而且，卫星互联网这种复杂系统对系统设计、产业配套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有必要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成本、产业成熟度以及实际应用需求等综合性因素。

（摘编自余建斌《卫星互联网，把“基站”搬到太空》）

材料一：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比如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以现代标准去看，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就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而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个大家都接受都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客观地讲，“礼治秩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而且，礼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给人们一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更在于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不断培育人们的道德心，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当道德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由礼的约束进为道德自觉，由他律进为自律，达此道德境界，人的内心高度自由，行为则于礼无不自然相合。在潜移默化中将人引向道德之途，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培养人的道德自觉，这就是礼的教化之功，也是礼治所赖以运作的内在机制。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教化，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得以历经数千年而依然完好地保存流传下来，这是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无法做到的。而且，“礼”中的很多优秀合理的成分，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谦虚礼让等好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这些都是“礼治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阻碍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尤其使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然而近四百年欧洲近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却远远落后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崇拜、依赖传统，因循守旧，躺在老祖宗的成果上睡大觉。

其次，“礼治”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反对变革、维护封建制度的屏障。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儒学，提倡礼教，尤其是到了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的明清时代。

再次，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无形中扭曲了人格，压抑了人性，容易使人形成一种畸形心理。礼治社会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人们只知道承担义务，不知道行使权利。

（摘编自张璐《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