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欢乐与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他们将欢乐、光明融合在青春之中，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杂志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主体是青年，从这一角度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除陈独秀、鲁迅两人较年长，其余人如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胡适27岁，他们都很年轻；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也都很年轻。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李大钊的《青春》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也都青春勃发。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从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看出，《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猛进》《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材料二：

音乐是艺术中的最美者，它比诗歌更能打入人深微的心灵。它不仅如跳舞能颤动人的身体，并且能激起人的精神。它不但能建筑数十层的高屋，而且能建筑宇宙的大观。它的音中有图画，调中有雕刻，谱中有一切变幻不测的风景，离奇无常的情怀，它能模仿鸟鸣、风号、流泉泠泠、波涛澎湃。它是最科学化的艺术。它又是最职业化者，人人皆知移风易俗，莫善于音乐，变更性情，陶养德行，也莫善于音乐。故音乐是一种用力最少而收效最大的陶冶人的艺术。

（摘编自张竞生、张培忠《美的人生观》）

材料三：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它以各种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手段，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很早就懂得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审美教育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我国古代曾以“六艺”教授学生，其中“乐”和“书”主要是用音乐和书法来进行审美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重视诗和乐（文学和音乐）的审美教育价值，认为人的教育可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总体来看，审美教育所具有的特征能有效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首先，审美教育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形象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之中，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等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学习英雄模范的内在动力。其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怡情养性的心灵教育，是针对人们心灵的“知、情、意”的整体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转化为情感的感染力量，触及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而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再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动态教育，可以通过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将道德教育贯串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给受教育者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熏染。

家庭教育应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善于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学校审美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美启智、以美扬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社会审美教育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以美的形象感染人，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摘编自张弓、乐中保《以审美教育促进公民道德建设》）

①今年年初，根据茅盾文学奖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发收视热潮。电视剧再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及在时代变迁下普通人平凡朴素、充满着人间烟火的生活。电视剧、话剧的热播热演，也让业内人士重新审视作为影视改编母本文学的力量，尤其是严肃文学在表现时代变迁和民族心理方面的独特价值。

②翻开当代文艺发展史，严肃文学和其他文艺形式融汇而成的风景，可谓是璀璨夺目，蔚为大观。从改编自茅盾、鲁迅小说的电影《林家铺子》《伤逝》，到改编自路遥小说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严肃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在双向赋能、双向驱动中，构成了人们对中国文艺的美好记忆。

③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快节奏、强情节、类型多样，以及无时无刻不在的“爽点”，瞬间成为影视剧改编的宠儿。而文学影视化改编的另一边，严肃文学遭受冷遇，改编数量和传播热度急剧下降。近几年，只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装台》等少数几部作品激起了收视和口碑的浪花。究其原因，一方面，严肃文学注重人物心理情感的演进，注重人物所处时代、环境的铺陈渲染，注重语言文字的韵致美感，而缺少对故事、情节的强势快速推进。比如，小说《长恨歌》第一章就没有任何情节，全部在用散文化的语言，描写上海的人情世故和地域风情，这是小说成功很重要的特色。影视改编主要汲取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重视叙事和情节，而语言本身很难被改编，甚至很难被转译。正如俄罗斯著名文学家柳德米拉·乌里兹卡娅所说，文学作品越出色，就越难找到相一致的电影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视觉时代更偏重快节奏、浅阅读，情节快速推进、故事线条清晰成为影视剧刚需，在视频平台，倍速观看已成为人们观剧标配，这是严肃文学无法满足的。网络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影视剧所需的各种故事和情节，或是惊险离奇，或是甜蜜美好，或是神话玄幻，或是权谋争斗，精彩纷呈，取之不尽，所以网络小说影视化改编，也是“你情我愿”，正成磅礴之势。

④如果把影视剧比作一道美食大餐的话，我们既需要清凉可口、沁人心脾的开胃小菜，也需要精心选材、用心烹饪的主菜大餐，尤其后者更能满足我们对食物的口腹之欲，以及对美食的品位追求。严肃文学是贴着大地和人民创作的，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并且经过作家的观察、思考、萃取、艺术加工，最能体现历史的经络、民族的命运和心灵的蝶变。经由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由此有了精神的宽度、灵魂的底色和史诗的纵深。在《白鹿原》中，我们通过两大家族的兴衰沉浮，洞察民族的历史命运，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在《平凡的世界》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的人生抉择，体味时代变迁下人的命运的起伏变动；在《装台》中，通过小人物的生活镜头，捕捉日常烟火中的人性之光。

⑤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曾指出，我们的影视剧“最缺的倒不是技术，也不是教人在现场傻乐，也不是好莱坞式的大场景，更不是‘堕落又光彩夺目，野蛮又魅力非常’的娱乐至死，而是人性的深度和哲思的力量”。当今，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史诗性的影视剧，而文质兼美、炽烈凝重的严肃文学作品，可以为影视剧创作注入史诗气质。我们期待有更多像《人世间》这样的史诗剧目不断涌现！

（摘编自刘江伟《严肃文学为影视剧创作注入史诗气质》）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蕴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经典理解的影响，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西学东渐”这一思想背景，使我们可以在更广的文化参照视野之下反观经典自身，从经典中读出以往的思想家们未能读出的新的意义。仅仅封闭、限定于单一传统，无助于理解经典的深沉内涵。

基于上述前提，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似乎需要再思考，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