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边的小茅屋

彭荆风

红河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新年刚过，满山满岭到处都是绿色。森林旁边两三幢发黄的竹楼以及主人家艳丽的红包头，给这里点缀了几点不同的色彩。

在芒果树下的小竹楼里，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冷清地过着日子。一天晚上，母女俩睡得正熟，竹楼外的晒台突然吱嘎吱嘎响了起来。这深更半夜会有谁来呢？妇人的心跳得急促起来。

外边的人敲着篾门，用汉话说：“老乡，我们是解放军，请开开门。”

解放军？妇人扣紧的心弦一下子松了下来。

二十多年前，娘家的瑶寨也住过解放军，个个都善良、朴实，尽给寨子里的人背水、扫地、砍柴。为了这些好小伙子当中的一个，她多少个夜晚没有睡安稳！她给他唱过宛转的歌，送过深情的眼神，塞过自己绣的荷包，可是，那个兵似乎什么都不懂。这叫她又气又惭，这是些什么人啊！后来，她才明白，他们是有纪律的。但她一直想念他们。

今天晚上，他们怎么来了呢？

她匆忙穿上衣服，打开竹篾门。月光下站着几个兵，一个个魁梧、健壮。她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容，但从声音里可以听得出，他们和记忆中的那些兵一样和善可亲。

她用汉话亲切地问：“小同志，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从远处来的，想借用你们家的竹楼住几天，行么？”

她望了望缩在身后的女儿，犹豫地点了点头，返身抓了把枯松枝丢进火塘，把这寒伧的小楼照亮了。

领头的兵看了一下屋内，问道：“大妈，你们家只有母女两个人？”

她心一酸，没有回答。

这个兵看到她家挂在门上的烈属牌牌，低声对后边的人说了几句话，那些兵就立即离开了竹楼。

“你们怎么啦？”她惊异地问。

领头的兵柔和地说：“大妈，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们家只有母女两人。”

火塘亮光下，她看见这个战士的脸上有着一对黑得发亮的眼睛，智慧、勇敢、诚挚全都深藏在里边了。这眼神是这么熟悉，又这么陌生。

外边一片银光，她看见他们在大树下抖开雨衣躺下了。她想喊他们回来，但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眼泪像雨水一样淌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妇人和战士们谈起这些日子边境上的事，也说到了家计的艰难。领头的战士把竹楼上上下下察看了一遍，同情地说：“大妈，晒台该修了，屋顶上的草也该换了！”

中午时分，战士们砍来了竹子、树干，把旧晒台拆掉，七、八个人说说笑笑，天刚擦黑，新晒台就搭好了。从他们的谈话中，母女俩知道领头的战士姓何，他们都叫他何班长。

忙完了这事，何班长又笑眯眯地说：“大妈，明天，我们帮你把屋顶也换一下。”

这是真诚的许诺，她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就在这天半夜里，何班长突然又来敲门，隔着竹篾轻声说：“大妈，上级来了命令，我们要走了，你家的草屋顶，等我们回来给你换。”说完就走了。

她急忙追出去，那些战士已一个紧跟一个，迅速消失在那黑黝黝的树林子里了。只有巨大的浓黑树影在风中晃动，那样阴冷，那样神秘，使她仿佛置身梦境。

夜凉如水，她木然地长倚在门口，衣服被露水打湿了，也忘了回去。

第二天，就听说打起仗来了，起初炮声、枪声还在附近响，第三天就越传越远。她很心焦，打仗是要死伤人的呀！那个何班长怎样了呢？他平安么？她不知向远方炮声响处虔诚地作了多少揖。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阳光从树叶缝隙射下来，把茅屋涂抹得瑰丽多彩。突然，女儿大叫了起来：“阿妈，解放军来了！”

她兴奋而又慌张地跑了出来。真的，从山间小路上走来一队整整齐齐的解放军，她看见了那几个熟悉的战士，内心无比激动。队伍走进竹楼，却不见何班长，她急了，四处张望着问：“他呢？他呢？何班长呢？”

“何班长开会去了。”一个被人叫作指导员的年轻人亲切地对她道，“大妈，何班长很想念你呢！他临走前，还惦记着你家屋顶的草没有换。所以，我们来帮忙了。”

她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多好的人呵！他竟把这事一直挂在心上。

战士们又为她家的竹楼忙开了。她什么也插不上手，只能感激地盘算着，该带点什么好吃的给那个好心的何班长。

她不知道，战士们把何班长牺牲的事瞒着她。

为了拿下八号无名高地，何班长只身潜伏在敌人前沿附近的一棵树上，校正炮击目标，在指示完最后一个目标时，他被一排子弹击中，摔了下来。临终前，他告诉冲上来的战士，说瑶家寨大妈家的屋顶还没换草。战后，连队派战士们来帮助大妈翻修房屋。

她和女儿送走了盖房子的战士们。但她们时常望着远方的小路，等着何班长再来。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她执拗地相信，他一定会再来的！

（有删改）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看。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菜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