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以来，中国平均每两天新增一座博物馆，平均每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截至2020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5788家。近日，多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的目标，并从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夯实博物馆发展基础、释放博物馆发展活力以及优化博物馆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其中，重点提到智慧博物馆建设。

实际上，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街区等概念层出不穷。博物馆智慧化建设，是博物馆自身在世界智慧化浪潮中与时俱进的主动选择。中国在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后，于2014年就在多家博物馆开展了“智慧博物馆建设试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有类似提法，《意见》的发布，可看作是规划的具体延伸。

智慧博物馆建设所聚焦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众多领域，并非为博物馆专门打造。也就是说，这些新技术并不会天然地为博物馆带来全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与博物馆的传统工作模式大相径庭，因而需要我们找到对接的恰当路径，才能大放异彩。智慧保护、智慧管理、智慧服务就是目前我们找到的切入点。

从文物保护角度来看，运用相对成熟的新技术对文物进行保护，已经是业内共识。智慧保护代表着新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最新应用。通过智慧保护，不仅能够建立环境监测与调控系统对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建立文物修复管理系统、提升文物修复能力，还能从某种意义上实现文物的“永生”。正所谓“绢寿八百、纸寿千年”，无论保护水平如何高超，都无法扭转这一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最新技术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尽可能完整、真实、准确地复制现存的文物，把文物本体承载的所有信息精准复制下来，从而使它的信息和价值能够传承下去，即可变相实现文物的“永生永存”。可以说，对文物进行智慧保护，不仅仅是博物馆的发展趋势，更是文物保护的必然要求。

博物馆智慧管理主要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两大版块。外部管理主要围绕观众及其活动展开，通过对观众信息、行为等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优化博物馆运营方式，同时为观众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服务。内部管理包含的藏品资源管理、财产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业务，其涉及的技术和架构与社会其他行业联系最为密切、发展最为成熟，并一定程度上已经在某些行业中得到了验证与实践。特别是在我国电子商务十分繁荣的情况下，物流、仓储行业的智慧化程度很高，且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这无疑为博物馆内部管理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和技术支撑。

智慧博物馆通过虚拟现实、数字展示、体感互动、智慧导览等技术，为展厅中的观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高质量体验；通过举办配套的“云展览”为非现场观众提供服务，打破博物馆服务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建立文物知识图谱与知识平台，提升博物馆教育质量，打造可参与、可互动、可分享的高质量博物馆，使得文物真正“活起来”。新技术除了在展厅中为观众带来全新体验外，还可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提供良好体验。智慧服务的潜力大，也需要用心用功对待。

智慧博物馆建设对接的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博物馆的智慧化建设带来的是与社区合作的可能性，是虚拟展览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更多方式，是全天候、全方位、永不落幕的奇妙探索，这也是其关键科学技术将纳入各类国家科技计划予以重点支持的原因。

博物馆的定义、功能、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智慧博物馆建设将为博物馆注入新的活力，沉寂在角落的文物将会被善于发现的眼睛点亮，“千馆一面”的现象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当然，无论博物馆如何“智慧”，其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使命不会改变，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才是博物馆建设的永恒基石。

（摘编自段勇、梅海涛《开启博物馆的“智慧之眼”》）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愨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燕草为灰……”这与《荀子》的记载相互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徐贲

①今天，微博已经成为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交际工具，微博有与众不同的发表意见的方式。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理性说理的言论，由此，微博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②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往往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等“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③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罐头思维表现为“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和“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等行为，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④理性的说理需要足够的文字。说理有三个必要部分：结论、理由和保证。“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只有结论。在说理的结论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结论的合理。

⑤往往是在需要考量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被省略掉的假设。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⑥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和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的读者为对象的报刊，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微博则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在这些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情绪，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的。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方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说服力。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