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一些癖好与生俱来，比如嗜糖，比如嗜茶。我也有一癖好，就是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宁的月光下听字。

一片素美、干净的字便如同一首静入心扉的《高山流水》，或是《春江花月夜》，让人不自禁地心醉如斯。

于文字里倾听天地间的灵魂，倾听天地间的风吹蚁动是一种享受。好的文字总是如洪钟巨鼓，响遏行云，或是发出太阿剑器般的清鸣；再就如一件古老的青铜方鼎，须使劲去敲击才能传来遥远但却震撼人心的重音，让人沉迷；又或如一个倾城女子在秦淮河畔，借着上古之风传来的低吟浅唱，把人的心思穿透。

真正意义的字没有国籍与时空的界限，它由符号汇聚成了文章，进而演绎成了思想与哲理，大凡思想与哲理，都是心灵深处的绝响，外收内敛，如一首听似杂乱、实却美极的交响曲，能听懂者在相通处，自然与墨蓝天空里自在飞翔的灵魂们相视一笑，心有灵犀。

听字的时候，眼睛是辅助的工具，它只不过是人们相互之间沟通的桥梁，书则是一部传神的机器，把思想者心灵深处的声韵，点点滴滴的凝起，掷地有声地释放，或宏大，或具体，或粗犷，或细腻。这时，洗净双手，去翻书，竖起心灵的耳朵，去听字，是一种美丽的享受。

我一直在想，伯牙与子期在当时而言，也该是一位惊世的作者和一位崇高的听者。灵指如眼，琴音如字，似有风从峰巅而降，若有蝶自南方飞掠，句句声声击打那座坟之黄土，思想的相通直碎瑶琴，将作者与听者的忠贞，长天化碧。

思想者的字会哭，也会笑，时而凝重庄严，时而颠扑狂乱。如那地球上生命的母体——海洋，平静时懒散惬意，躁动时惊心动魄，但无论怎样，海洋里都一直不断地孕育着生命，如文字里承载涵纳着思想。在文字的海洋里随波逐流，放逐自己，便能感受到那些有灵魂的人们所有的苦与痛，倾听到他们的悲与喜，怒与哀，千折百转，荡气回肠。

听一次字，便死去活来一次，如同欣赏完《二泉映月》后接着就品味《命运》，在磨难与激昂瞬间转折的痛苦中多一次尘世里的阅历，增一分看透世事的灵性，完成一次人性中由浮躁向深沉的蜕变。

也许花落无香，席散茶凉，即使一幅旷世之丹青妙笔也难逃岁月的磨难，但融在书中的字却可以持日月之恒，并历久弥香。

每当翻开一本古老书籍那微微泛黄的书页，历史的厚重便向我走来。先人们隔着遥遥的时空向我喃喃絮语，纵然再远，声音也如金石之声铮铮响于耳畔，钝响沉沉，无丝毫间断，一下下震于心的鼓膜。

时令之书也并非都是昙花一现，正如人在尘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切，都缘于用心听字者的评说。时令声音的精者，或是警世之作，足以振聋发聩，让闻者啧啧；或有清新之作，亮丽婉转，让听字者心境旷远，寻幽探胜。也偶有盛行之嘈杂之音，但萤虫之光终抵不过朗朗晴日下的白光，日月会见证着它的自生自灭。

这便是字了，古字、今字、远字、近字……每一个好字都如同一滴剔透的珍珠，每一篇好字都是一副璀璨的珠琏，发出耀眼的豪光，直撼天地，起伏跌宕，让听字者怎不动情，怎能不听？

我愿在听字中或悲或喜，终老一生，无憾。

等到躺在坟墓里时，将绕梁之余音奉在手里，听在心里，再不冷清孤单、寂寥落寞。

（选自林文钦《在文字中倾听》，有删改）

文本二：

现代散文的交流活动是一种以物达心的活动。现代散文文本的创造活动必须将散文家的主客观融为一体的境况物化形成文本中的意境。物化过程就是化虚为实的过程，赋无形的意境以感性形象，使之成为可把握、可感受的对象。现代散文活动的目的是传递意境，意境由外在世界和内在感悟构成，没有内在感觉，外在之物是一种自在之物；离开了外在世界，内在感觉便失去了依附之物。由于内在感悟的私人性，因而，作为主客观之物的意境也具有私人性。意境，并非一种可以用符号性语言加以描述的实体，它不仅包含外在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融有作者的内在感悟，是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空灵之境。因而，现代散文文本作为一种人造的“客体”，要完成对意境交流的目的，就不可能“对世界逼真逼肖地‘复写’”，而是对与本世界类似的另一世界的真实创生，但并不企图摹写本来世界，而是使其成为可解释的。

（选自胡永喜《中国现代散文结构论》，有删改）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寓教于乐”

贺拉斯是罗马帝国初期奥古斯都时代的杰出诗人，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寓教于乐”，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寓教于乐”思想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贺拉斯认为通常来讲，文艺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并对二者采取并重的态度。“教化”在思想史上包含着原型与摹本的双重含义。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只有原型是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亚里斯多德虽然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是他的质料与形式说仍然是原型与摹本关系的变形。教化观念的产生受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影响。“教”，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应该包括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综合。如果从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来看，“教”应该是诗人(创作者)表达自己的目的意识或情感，而这也是欣赏者(接受者)的对象。当这种意识外化为诗(艺术作品)，它就在文学交流中、在审美意识交流中起到中介作用。从诗人创作的审美意识出现到成诗(艺术品)的过程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它由一个个具有诗歌个性特点的意象融合成意境，从而达到朱光潜先生的“诗境”。这种物化结构形成固定的“诗境”结构，这个结构在诗(艺术品)的意境的结晶物的笼罩下，并且最终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外现为诗境。

这个诗境首先在诗人的头脑中呈现，然后由语言、文字、节奏等因素“物化”成诗。诗，就是审美价值发生、展开与实现的中介，是诗人的思想与感情熔铸的“一度审美”的“教与乐”，此时，也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重现为“教与乐”，在读者的头脑中得到价值的传承。此时诗人的情趣和意象都会在诗中体现。诗人就乐在其中。这样，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就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乐”也就整体地实现了。

寓教于乐简洁而精到地概括了“教”与“乐”的关系，是人们对此问题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后来为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文艺理论家们反复地援引过、讨论过，成为影响后人至深的权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