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注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散文的情感

王冰

①在散文写作中，情感被无端强调得厉害，甚至有人直接告诉年轻一辈散文写作者，说只要写出了你心中的真情实感就是散文了，情感越强烈，越是好散文。情感人人都有，作家的情感不一定比一般人更强烈，比别人更为强烈的情感也并不会使一个作家在写作中更加出类拔萃。况且，如果艺术包括文学不是首先以技艺比高下，而是以情感强弱为标准，那么艺术家和一般读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

②在散文写作中，情感当然很重要。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陆机《文赋》中有“缘情而绮靡”的话，白居易也提到“感人心者，莫先于情”。一个作家如果能把情感写好了，确实可以写出好作品。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李密的《陈情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袁枚的《祭妹文》、林觉民的《与妻书》等，都是因为文章中的真实情感才流传下来的。前几日又读平凹先生的《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觉得也是这样的文章。

③但问题是，当散文的抒情性慢慢被确定，并成为散文写作的圭臬之后，情感就在散文创作中成为怎么也逃不脱的东西了，成为散文家最为熟悉的一个概念，也成为被前辈作家一遍遍谆谆教导的散文写作的要素。这个教导确实有好处，可以促使我们写出情感浓厚、感人至深的作品来；同时它也有害处，会导致散文也就只能在情感这个圈子里跑来跑去了，脱不出去，然后就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直到溺毙。

④一个正常人的情感肯定是自发的，不会那么理性，那么文字中的情感是吗？并且我们写出的散文是要表现这些自发的情感吗？现实情感并非艺术情感，现实情感的真实也并非艺术情感的真实。比如一个散文家在写高兴的时候，我们并不要求他一定高兴，这个散文家也没有必要一定高兴。我们对他的要求不是对他的情感要求，而是对他写出的作品有所要求。

⑤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描述情感与表现情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文章中直接写“我愤怒”这句话，就是描述，但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在文章中要表现“我愤怒”的意思，应该基本不会直接用这三个字来表达。就是在现实中，人悲伤了，几乎也没有人大呼“我悲伤”，只是愁容满面、流泪满面、啜泣或者号啕大哭吧。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情感表现是要有载体的，古诗词中就有很多，如“柳”和“留”就是典型的一种，于是也才有了“灞桥折柳”的千古吟唱，也就是说这个载体是可以将情感呈现为表象的东西，空喊绝对不是散文写作中所说的情感。宋人魏泰曾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说道：“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写作中，有了理智把控的情感，才能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体验到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

⑥一般说来，情感具有家族相似性这样的特点，而且大多数被我们贴上了“喜怒哀乐愁”的标签，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表达出的有限的感情往往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罢了，我们能抓住的所谓的情感，不过是它与人相同的部分，又是被定义好的一面，而且必须是言语能够加以表达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人与人的情感类型基本是一致的，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标准，是有很大的问题和难度的。而且情感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情感背后的道德取向才使之具有了高尚与龌龊之分。比如人的悲伤高兴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什么事情悲伤高兴才具有了道德的判断。在文学创作中，作品中的情感首先是作为审美的情感，而不是作为道德的情感。善良可以造就一个诚实的人，却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然，艺术对于道德是有所要求的，没有什么豁免权，但是，文学作品包括散文，肯定首先不会是在道德上论上下、比高低。进入作品和在作品中完成的情感首先都是作为审美的而不是作为道德的情感。

⑦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所写的情感，原则上要经得起任何人去体验它，因此它是有组织的、可以塑造出来的具体化的情感，或者说是理性化的情感。理论上说情感都是可以来表现的，但是真正的写作实践中，情感又确实是有适于被作家表现和不适于表现的。而且如果说散文家的写作就是将情感表达出来，这对于谁来说都很困难，因为这首先要求他必须绝对坦诚和坦率。如果要求一个作家在绝对坦诚的时候才进入写作的状态，我想他是无法完成对于情感写作的选择和抒写的，这既在理论上说不通，又在实际中行不通，不可能实现，所以一个作家能找到一种能够进入审美的情感，并有能力把这种情感放进自己的文字中，就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

（选自《散文的传统》，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话剧《茶馆》等“老作品”每一亮相，总会引来叫好和追捧，甚至形成“一票难求”的文化热点。同时，一些新创作品却很难把人们引进剧场，有的即便一时获得好评，也很快被人淡忘，成为舞台“稀客”，更有甚者沦为“一日游”“节展游”。两相对比，不禁引人深思：经典作品长演不衰，圈粉几代人，奥妙何在？

戏剧艺术是靠表演立在舞台上的，也靠表演得以传承。经典作品的艺术高度，不仅源于思想内涵、故事情节，更有赖于精湛的技艺。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曾说：“我唱的永远是程派。”她的(《锁麟囊》每演必火，几乎成为“灯谜”的节日，足以说明正是一代又一代“角儿”们对技艺的执着守护与传承，才保持了“味儿”的纯正延续，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持续散发。

经典从来都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不但提供精彩的内容，而且提供续写精彩的可能。戏曲理论家李渔说，旧剧之可贵在于“本质如常”，又能“新而善变”。那些久演不衰的剧目，身段往往比较柔软，善于结合时代审美语境的变化而做出微调。这为创作者反复咀嚼生活的馈赠，耐心听取观众、文艺评论家的意见并加以运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经典作品正是以“小碎步”前行的形式登上了艺术的高峰，也走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给他们以温暖和力量。

经典作品之所以耐看，还因为其扎根文化沃土的深度决定了作品的厚度，反映出创作者对人性的体察与感悟。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反映着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气质。随着时间的流逝，物质的东西可能过时甚至灭失，精神却永不过时，历经岁月的冲刷，反而会愈显光亮。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比如，豫剧《朝阳沟》讲述的是当年的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代青年投身社会建设、报效祖国的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更加丰富。但我们今天再看《朝阳沟》，依然会为作品中深藏的家国情怀感动不已。

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还饱含生活的温度，以艺术手法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这也是其承载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真正抵达受众最根本的保证。戏剧是高雅的也是大众的。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戏剧所营构的，不只是艺术空间，而且是伦常的尺度。在这里，生活中的善行义举得到更有故事性的表现，不公正不道德现象受到谴责与批判，向往的变成了“现实”，现实的昭示着愿景。比如，河北梆子《宝莲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已演了1400多场，是著名的保留剧目。当人们为舞台上的“沉香”热烈鼓掌时，掌声是对人间真情的讴歌，也包含着对孝心孝行以及惩恶扬善的赞许。话剧《天下第一楼》首演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经三十余年舞台打磨已成当代经典，剧中人与命运的不懈抗争，拨动着观众的心弦，引导人们思考人生，在生活的韧性中咂摸历史的流转。贴近百姓口味自然有口碑，而真正的经典作品恰是靠百姓口碑流传的，具有现实温度的。

(摘编自胡一峰《为什么压箱底儿的经典老戏永不过时》)

材料二：

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范围愈来愈广，中国戏剧走出国门的频次逐年增加。在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等著名国际戏剧节现场，中国戏剧的身影随处可见。通过科技手段丰富表现样式，中国戏剧与世界戏剧交流日益密切，打破了国外尤其是西方观众将戏曲、杂耍等同于中国戏剧的刻板认知。

事实上，当下中国戏剧人正有意识地利用科技手段创新讲述中国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方式，并得到国际戏剧界的认可，亮相第二届老舍艺术节的戏剧作品《酗酒者莫非》，根据史铁生作品《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改编，由陆帕执导。与这位波兰导演来华演出的多部作品一样，《酗酒者莫非》的理念、手法均属于欧洲当代文学剧场，影像与心理两个时空的结合方式带出欧洲戏剧大师与中国当代文学碰撞出的火花。另一部在艺术节上登台的戏剧《铸剑》，文本取材自鲁迅同名小说及中国民间传说《干将莫邪》，由波兰知名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与中国演员联合创作完成。科技手段是助力中国戏剧走出国门的鲜亮“外衣”，然而究其根本，中国戏剧承载的厚重中国文化与艺术传统才是它能在国外赢得赞誉、获得尊重的根本原因。从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访美、198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茶馆》巡演欧洲，到近几年由陈佩斯、黄盈、赵森等执爵的《戏台》《黄粱一梦》《罗刹国》等作品在国外引起的特别关注，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魅力。这些都在提醒中国的戏剧创作者，中国戏剧未来若想在世界戏剧版图上占据重要席位，理应深入民族艺术的核心地带，创排出彰显中国气象和文化气息、有格局、有品质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梅生《中国戏剧走出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