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庄子理想中的自由境界为驰骋于天地之间无所待地逍遥游，实现的方式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要顺应自然，合乎自然；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刻意人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

②无为首先是要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与干扰，做到“无名”“无功”。“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因此，庄子愿做“曳尾于涂中”而不是庙堂之上的龟，拒绝了楚王的高官厚禄。庄子要摆脱的外在必然性主要是指人为加诸自身的异化的社会必然性，如权、势、尊、位等带来的逼压;对于一些非人力所为的生死、穷达，庄子的态度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西方学者斯宾诺莎、黑格尔、恩格斯等人强调的自由与必然统一的观点，与庄子的安命思想有契合之处。

③无为还在于破除内外、荣辱之别的执念，做到“无己”，与自然万物达成统一。“无己”不是说消解自我，而是要进行精神与人格的修炼，通过“坐忘”使自我回归自身，成为本真之我。庄子在《大宗师》中提出的实现“道”，同时也是走向自由之路的必要修行，如“能外天下”，超越入仕、为官、掌权等外在声名的执念；“能外物”，超越是非、物我、成毁等与自我相对立甚至相对抗的外在物，直至看淡生死，逐渐回归齐万物、与万物为一的人自身。只有实现“大同而无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大道相通为一体，才能实现逍遥游。

④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不妄为即是不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人之外的自然万物，不违背自然本性去干预自然生命的生长。如不要追赶或抓捕“泽雉”。鸟的自然本性，“宜栖之森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平陆而已矣”，而不是被人限制于鸟笼中腾挪跳跃，玩耍喂养。庄子认为，顺应自然比人为的干预自然更有利于自然万物按其本性自在存在与发展。因为本性皆禀于自然，故而不应人为去校正万物，去毁灭天然。如果人受“成心”的蒙蔽，错误地理解人与自我、他人、自然的关系，就会把物当成外在于自身的工具加以利用，以己之意干涉、主宰外在事物，就会违背自然本性对自然物强行改造，带来严重的后果，“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⑤然而，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利用自然万物。但这一过程需要约束自身的意志，要顺应自然，按照物的本性去利用自然万物。《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即是向我们展示如何顺应自然之道去利用自然万物的例子。从动物解放的角度看，对牛的肢解有些残忍，但如成玄英对庖丁解牛的解读，如果不得不用某物时，应该尽量按其本性和规律而用，尽量减少对物造成的伤害:“依天然之腠理，终不横截以伤牛。”

⑥“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人对自然的无为而不为实现的是：人与自然互不伤害，人与自然天地并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主人以自身意志去控制和奴役奴隶的方式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亦然，只有不以自身意志占用、主宰自然万物，而是让自然万物自在存在，人类才能获得与自然和谐的自由。

（摘编自黄翠新《论庄子自由思想的生态意蕴》）

以打破“铁屋子”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性启蒙思想，是一种货真价实的乌托邦冲动。它幻想着有朝一日，人类的理性将会彻底消除黑暗，凡庸之众也将从充满了“群兽性”的乌合之众，变成彬彬有礼的世界公民，从而建立理想的“黄金世界”。

信任民众的“可启蒙性”，还是消除其“群兽性”，这个两难困境，就是从打破“铁屋子”这个不容置疑的终极目标中产生出来的。要打破“铁屋子”，就要信任民众，走自由主义的启蒙之路。但是，打破“铁屋子”，也是意味着必须打破“昏睡者”的生存现状，最终消灭“昏睡者”。启蒙的对象，反过来变成了启蒙所要消灭的“群兽”。

从哲学的启蒙到政治的启蒙，其实不是反思或批判，而是寻找更有效的手段，向既定方向推进启蒙。真正的反思，是鲁迅对“黄金世界”之可能性的怀疑。这个怀疑，不仅指向作为终极目标的“黄金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还以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瓦解了人生的“普遍原则”这个现代性启蒙的前提，直接颠覆了“黄金世界”的理论根基。

但鲁迅对启蒙的反思，也只是将问题揭示出来并呈现在我们面前。他自己，却转过身去，以“交白卷”的形式，走上了一条完全只属于自己的“反抗绝望”之路。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满足于简单地重复鲁迅交出的白卷，而是愿意直面他揭示并呈现给我们的“病苦”的话，就必须回到并牢牢地立足于“现在”。

回到常识，回到事实性的现在，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能建立的，只能是一个无限接近于光明但永远包含着黑暗的理想城邦，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打破了“铁屋子”，只有光明而没有黑暗的“黄金世界”。“黄金世界”的不可能，不是因为力量或技术的限制而在能力上的“不可能”，而是植根于人性自身的不可能。质言之，就是从现代性新宗教信条中挣脱出来，摆脱理性无所不能的幻象，承认人的有限性，这一点，既是鲁迅的启蒙所揭示出来的真相，也是无数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启蒙“新宗教”为使命的思想者们历经多方探索之后的共识。

如前所述，鲁迅的启蒙并没有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更没有开辟什么光明的道路。“彷徨于明暗之间”的他，只是“揭出病苦”，把问题和困境一起留给了我们，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立足于事实性的“现在”，承认人类只能带着与生俱来的有限性，生活在一个由“铁屋子”和 “光明世界”共同组成的世界里，则是回答鲁迅问题的必要前提。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启蒙方案拿过来，而是要求我们在复杂纷纭的当代历史语境之中，改变单向度的现代性启蒙策略，考虑如何开启一种甚至多种能够同时处理“铁屋子”和“光明世界”等异质元素的新启蒙。（有删改）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学中一个重要范畴。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现代意象诗学开始逐渐影响了我们关于传统意象诗学的观点。20世纪中国意象诗学出现了异质于中国古代意象诗学的某些现代性特征，它又直接影响着20世纪中国诗歌意象艺术乃至整个诗歌创作的面貌。中国现代诗歌意象接受了中外意象诗学及其意象艺术传统哪一些影响，形成了现代意象诗学与意象艺术怎样的特征？中国现代意象诗学与意象艺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嬗变过程，它又有哪些具有诗学意义的东西值得我们去阐释、总结呢？这些对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古今中外人们对意象的本质性定义不完全一致，但人们对意象之于诗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是一致认同的。意象作为诗歌的细胞，是体现着诗歌的生命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郑敏说：“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命的敏感与经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意象有如情节之对于戏剧与小说，“它是诗歌独特的叙事方式”。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认为，意象既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机械反映或描绘，也不再是诗的一种修饰或装饰，而是一个包含了自在自为的多元意义的载体，是实际体验事物的具体形式，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是想象力对真理的投射。可以说意象作为诗的灵魂与生命符号，是一种富于暗示力的情智符号，也是富于诱发力的期待结构。诗人常常以想象的方式将特定的情智通过比喻性、象征性的意象暗示给读者，读者通过对意象的读解体验此中情智。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诗人与读者主要靠意象交流情感、沟通心灵。

80年代后期，在中国有先锋派诗人提出了“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要求“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不能将语言作为营造意象的手段，要从诗中放逐意象，并将消解意象、抛弃意象作为彻底告别朦胧派诗以及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个标志，让诗回到自足的语言本体。这种非意象化的新诗潮提出来的具有挑战性的命题，是否代表了当代新诗潮发展的某种趋势呢？一向被我们视为诗歌生命之内核与灵魂的意象的现代性意义何在？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诗歌意象的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意传统，作出理论的阐释与回应。关于语言与意象的关系，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有过精辟的论断。瑞恰慈认为：“所有的语言里深深镶嵌着隐喻意象的模式”。如果说要清除“语言中的意象”，“清除”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性的动词；如果要坚持语言必须“开门见山”，这话本身就用意象在“转弯抹角”。离开隐喻意象，语言就寸步难行。

人们通过语言来构造或接近现实时，须不断诉诸深嵌于语言中的种种意象，以隐喻意象来体验、介入世界，探求人生世相。在新批评派看来，隐喻意象是抵达真理彼岸的舟筏，通过隐喻意象窥得的新的境界和人生真谛是无法用理论逻辑手段来“殊途同归”的。尽管中国先锋派诗人关于意象与语言的观点缺少有力理论的支撑，但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意象在当前诗歌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挑战与动摇。新潮诗论中关于诗歌意象似是而非的见解或意象被忽视的现象，是与我们较长时间对包括意象在内的众多现代诗歌本体性问题的理论思考、理论的引导不够有一定关系的。诗的文体、诗的节奏、诗的韵式、诗的结构，包括诗的语言与诗的意象问题，它们构成了诗之为诗的本体属性，这是写诗的人与读诗的人最需要了解的问题。

（摘编自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