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因交流而繁荣，文明因互鉴而兴盛。文化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发展自己，文化安全只有在文化发展中才能实现。

从历史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在于其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基因。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民族主动接受草原民族文化的“胡服骑射”，再到中华文化对各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多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从现实看，今日之中国，正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从近代以来的被动卷入到今天的主动拥抱，充分展现了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和适应力。近代以来的屈辱史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唯自强而后安，唯开放而后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亦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发展自己，唯有开放环境下的斗争和磨砺才能使自己强起来。文化发展同样如此。我们珍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在文化开放发展中强基固本，使其根深叶茂，焕发旺盛生机。在此意义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与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内在一致的。只有强基固本，才能抵御外来文化病毒的侵袭；只有把文化深层次的优质基因激活，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具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话语权的争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势文化，与其背后一整套知识体系建构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维护文化安全，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要站在人类文化制高点谋划文化发展，回应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特别是文化启蒙以来西方世界创设的一整套现代性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影响着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相应地，人们也习惯于在西方知识谱系内寻找自己的存在坐标，这正是西方文化处于优势地位的学理基础。例如，关于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划分，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话语，实际上都包含着历史建构主义的主观企图。我们并不怀疑启蒙话语的历史进步性，但也应清醒意识到其时代局限性，进而确立文化对话的平等地位，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前提之一。

作为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应该也有责任为人类文明做出知识贡献，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重要标志。在信息革命推动下，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剧变，已有知识体系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由启蒙话语构建的知识体系在应对诸多新问题时频频失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经验，则构成人类新知识得以产生的丰厚土壤。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创造旨在实现文化霸权有所不同，中国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我们建构的知识体系，着眼人类共同未来，以知识创新回应时代难题。只有这样的文化创造，才能在摆脱“跟着说”的困境之后，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摘编自《在文化开放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材料二：

当今时代，伴随着中国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文化交流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近日，围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信息时代如何实现文化安全等问题，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惠鸣进行访谈。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哪些压力和挑战?

惠鸣：在国家文化传播安全领域，由于互联网革命和数字化革命，媒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互联网、个人传媒终端、全球性社交媒体等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原有文化传播体系面临技术革命的挑战。同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新媒体加强对我国进行价值体系渗透。对此，国家需要深化传媒体制改革，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应数字化传播时代的主流文化传播体系。

在文化资源方面，数字化技术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改变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文化资源，造成传统文化资源、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等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加速流失，给国家文化资源传承保护带来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信息时代为何要特别强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惠鸣：数字文化时代，强调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增加国家文化认同和国家核心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在文化传播方面，借助数字化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空前强大，其价值观进入我国的路径与方式更加多样、便利，对我国的国家文化认同造成的影响与冲击也更大。对此，需要始终保持文化安全的意识。

数字化传播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意见共振，放大某些不良信息。非主流、个别声音容易混淆视听，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需要进行必要的规范。

（摘编自《维护信息时代文化安全——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惠鸣》）

【材料一】

现如今，“IP电影”已成为电影圈最火的概念。“IP电影”以燎原之势攻占了“五一档”“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等重要档期。放眼望去，“IP电影”无处不在。那么，“IP电影”到底是什么电影？简单说来，IP就是知识产权，可以是一首歌，一部网络小说、一部广播剧、一台话剧，或是某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哪怕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短语，把它们改编成电影的影视版权，就可以称作IP了。

【材料二】

在话剧市场一直稳步成长的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手握22部原创话剧IP（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凭借《夏洛特烦恼》的成功，其成长空间一下子被打开了。在国内电影IP热潮下，话剧改编电影前景广阔。

《夏洛特烦恼》的成功源于当下的IP热潮。在热门小说、热门网络剧、热门电视剧，甚至一首歌都被改编成电影的当下，质量上乘又与电影有着天然联系的话剧有望成为电影改编的下一个洼地，一批话剧正在被改编成电影。华泰证券指出，今年国庆档的影片集中体现了娱乐内容产业的几大趋势，其中之一便是IP正成为市场的敲门砖，国庆档排名前三的《夏洛特烦恼》《港囧》《九层妖塔》均带有IP光环。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夏洛特烦恼》票房一路飙升，最后以832万元的优势超越《港囧》，将国庆档票房冠军收入囊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由IP带来的口碑的胜利，也是中国电影在自媒体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无论从IP背景、导演与演员阵容以及制作投入上来看，《夏洛特烦恼》都难与《港囧》和《九层妖塔》媲美，其逆袭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尤其是观众自发的力量，这点与暑期热映的《大圣归来》有一定相似之处。

开心麻花总裁刘洪涛称，“话剧和话剧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每一部话剧都适合改编成电影，还要看它是不是大众化的产品。我们的话剧一开始就是面向大众的，做的是商业话剧。同时，我们的话剧一演就是几百场甚至上千场，是真正经过市场考验的，有市场的基础在这里，改编成电影的风险是很低的。”

当然，有好的IP，还要把IP用好。IP具备的粉丝基础，使影片在上映初期可以获得关注，但最终的票房还是取决于对IP的运营能力。《九层妖塔》就成为了IP运营的一个反面教材，该片只借《鬼吹灯》的噱头，故事改编薄弱，把盗墓片拍成了怪兽片，使得前期聚拢的人气快速流失，票房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取材于《中国证券报》）

【材料三】

时光网：原著本身有很多读者和粉丝，导演是如何拿捏改编程度的？

乌尔善①：小说和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媒介，不可能把小说照搬拍一遍就成了好电影。首先要有优秀原创IP基础。《鬼吹灯》有8本小说，拍100集电视剧都装不下。但电影其实只有两小时，要讲成一个适合两小时的故事，是个很技术性的工作。如果想把一部好的小说变成一部好的电影，要抓到小说最本质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并把它变成一个电影的结构，不可能有照搬原著就成功的电影。

在拍之前，一是要了解类型电影的特质。中国之前没有拍过探险电影，没有编剧写过探险电影的剧本，我也没有拍探险电影的经历，我们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是探险电影？什么是中国人的探险电影？什么是鬼吹灯改编出的探险电影？这三个问题要问自己很多遍。一是探险电影的规则是什么。之前把自己能找到的探险电影全部认真看完并做影片分析，像《古墓丽影》系列，《木乃伊》系列等等，找到它们共同的规律，它们作为探险类型有什么基本的法则，类型特质，人物关系如何设置，有哪些要素是不可能回避的，这些东西弄清之后，我写了篇论文交给编剧，有哪些要素，要根据这些规则去创作。

其次是把原创IP《鬼吹灯》8本小说读几遍，整理出它最有意思、最核心、最本质的特点。把这两方面做一个结合，把这些小说提供的丰富的元素变成电影可以展现的故事核心，能够用两个小时讲清楚，讲精彩。

时光网：和十分受欢迎且广为传播的原著小说作者合作，有何利弊？原著作者、改编编剧以及你自己，在对剧本的把控方面，是如何分配合作的？

乌尔善：请原作者来参加剧本创作是我的建议，作为原创IP的小说是很有想象力的，与电影类型特质吻合的原创IP小说才能改编成电影。天下霸唱②能把很多复杂的中国人的神话传说、民间传奇混合在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当中，创造了几个生动的特别有魅力和质感人物。请天下霸唱过来就能保证这些东西是原汁原味的，但是同时天下霸唱又不是电影编剧，他只是一个自由写作的作家，喜欢看电影，但对电影创作还是很敬畏，所以很多关键的设置会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跟编剧合作。编剧本身更有电影创作经验。天下霸唱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设计，他很有想象力。这样我就把职业编剧和原著作者做一个配合，关键的处理点上，天下霸唱会想出很多特别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特别有意思的设置，我们再把它们合理地融入剧本中。

注：①乌尔善：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导演，电影票房近16亿。②天下霸唱：张牧野，天津人，被称为中国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其代表作《鬼吹灯》系列小说风靡一时。

（取材于Mtime时光网文章）

【材料四】

在经历了几轮的口诛笔伐之后，“IP热”有降温趋势。但随着IP改编的作品《太子妃》的热播，又为“IP热”添了一把柴。由此可见，虽然“IP热”在未来会被原创打败，但业已形成的“IP依赖”，几年内仍然不会消除。

《太子妃》的成功，在于制作者只是从IP那里拿来了创意和基本剧情，在拍摄的过程中，往剧作中灌注了年轻一代的表达方式。其剧情，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当下年轻人的语言、审美与价值观，因此观众才会全盘接受它，包括无法用“瑕疵”形容的缺憾之处，也照样笑纳。

都言IP垃圾多，但《太子妃》为那些不是一流的IP提供了一个出路，即影像制作者会在文字写作者的基础上，往故事里灌注更多符合娱乐要素的东西，通过二度创作的方式，把一些非精品IP变成受欢迎的剧集。这对影视业和IP生产者都是个好消息，也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必经途径——分工明确，各取所长，合力完成，达成商业利益最大化。

《太子妃》是影视业冷静看待“IP热”的结果，虽然仍在使用IP，但使用的方式已经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电影也是一样，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和乌尔善导演的《寻龙诀》，故事灵感、主要剧情都是来自超级IP《鬼吹灯》，是典型的“IP依赖”作品，如果没有《鬼吹灯》这个IP号召力在前，两部电影的关注度会少许多，《鬼吹灯》这3个字起码为影片省掉了上亿元的宣传费。

《九层妖塔》与《寻龙诀》公映后评价不一，但两部电影的共同价值是，为魔幻类型题材找到一条可行性很强的改编之路。以后，青春、爱情类的IP开发价值不会太大，但对于魔幻、穿越等类型特征非常明显的影视作品来说，IP仍是重要的灵感源泉。

《鬼吹灯》《盗墓笔记》这一类的IP作品之所以影响力如此巨大，是因为它们与读者、观众离得比较近，讲的是近现代故事，用的是网络语言，融入的情感也是当下模式的。中国古代有《搜神记》《山海经》《世说新语》《阅微堂笔记》等海量神怪志异小说，每个都是大IP，一旦这个文化宝库被创作者们尽情挖掘，衍生于网络的IP就会被彻底抛弃，“IP依赖”才会被真正治愈。

（取材于《中国青年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北京时间10月5日19时，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挪威剧作家Jon Fose(约恩·福瑟)摘得殊荣。《访书记》作者、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崔莹曾经亲自采访过约思·福瑟。下面是她对约恩·福瑟的部分访谈内容。

崔莹：“大海”在你的作品中分量很重，往往奠定了全文基调。它有时给人安全感，更多时候却令人恐惧。为何这样描写海洋？你的主人公经常长久地凝视大海，你也会这样做吗？

福瑟：是的。我在挪威卑尔根附近的小镇豪格松德长大，在那里总能看到海和海浪。这对我影响很深。坐下来集中精力写作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自己第一次看到海、看到船的情景。

现在，我有时也去卑尔根附近的一所房子写作。它离海很近，从那里二楼的书房眺望，可以看到海、海浪和峡湾对面的陆地。我经常会在那里凝视大海。天气好的时候，在广阔的海面上，你会感觉到自由。但同时，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所有的时间里，你都必须呆在船上。你会热爱大海，会喜欢海浪的节奏、海水变化的颜色，但同时你也会发现大海的危险：它变化无常，发怒时会很残酷，很多人葬身其中。可以说，大海是个矛盾体。我的作品也是个矛盾体。而这是因为，人生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崔莹：你反复书写人的孤独感：“我将只有独自一人。”这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福瑟：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的孤独感要追溯到我的婴儿时期——它在我一两岁时就出现了。从小到大，虽然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但我一直性格内向，有些害羞。我感到我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距离都很远。正是为了减少这个距离，我开始写作。

崔莹：你最早写的是短诗和歌词。当时的你是怎样开始创作的？这段经历对你的戏剧创作有什么影响？

福瑟：12岁时，我很喜欢弹吉他，就开始编一些小曲子，也为它们写歌词——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的几首。16岁时，我参加了一个乐团，弹摇滚吉他，也拉小提琴。但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没多少表演天赋，就放弃了演出，继续编曲。

可以说，我的写作就是从与音乐有关的创作开始的——音乐需要聆听，写作也需要。有时我感觉自己只是在听我的人物说话，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我的作品“语句重复”的特点，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写剧本时，我就像在编曲，戏剧就仿佛是我的乐谱。

崔莹：写作之初，哪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福瑟：最初开始写作时，挪威作家罗尔夫·雅各布森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的作品仿佛都不是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是用他的语言写成的。直到二十多岁时，我才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我正儿八经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叫《他》。我后来的作品风格，和那篇故事的差不多。写的是生活的本质，与人物的名字无关。

崔莹：一开始，你发表的是小说。十多年后，你的剧作《有人将至》才真正问世。你是如何从小说转向戏剧创作的？

福瑟：说实话，我的第一部戏完全是别人掏钱聘我写的：有人问我想不想写戏，那时我是自由作者，收入不高，非常需要钱，就接受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会写戏剧。用了一周时间，我写了《有人将至》。在我的作品中，它至今仍是被搬上舞台次数最多的一部。

我并不喜欢剧院，甚至有点讨厌它，但我喜欢写戏剧的感受——不仅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语言，也可以决定在何时沉默。沉默是语言之间的间隔。

崔莹：说到这一点，你的戏剧的一大特点，就是静场的频繁出现。在你看来，沉默在戏剧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如何判断哪里该沉默？

福瑟：沉默和孤独有关。这种孤独并非是一种坏事，而是一种平和。沉默也和虚无有关，而沉默和虚无都是我作品的血肉。我认为这些停顿或者沉默，比那些说出来的话要有分量得多。这种沉默也会令观众感受到氛围的紧张、故事的戏剧化。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容易意识到哪些地方需要短暂的停顿，哪些地方需要长久的沉默。

崔莹：在你的早期作品中，有的是以时间顺序来安排的，比如《有人将至》就分开始、中场和结束。但在你的后期作品中，过去和现在混合、渗透在一起。这在《秋之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你在后期为何这样处理？

福瑟：我将过去和现在的混合与渗透称为“片刻”。比如我的戏剧《睡觉》，就是发生在某一片刻的故事。片刻和永恒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它看似不存在，但实际上又存在。在作品中，假如将某个片刻独立出来并加以扩展，我想，这部戏就不再像是一曲音乐，而像是一幅画了。

崔莹：在你的剧本中，人物多为无名氏，人物名往往只是“一个人”“另一个人”“他”“她”。为什么这样设计？

福瑟：一开始写作时，我就没给主人公起正式的名字，只用“他”或“一个男人”来指代。然后我就习惯了这样做。我或者不用具体的名字，或者一遍遍地用同样的名字指代不同角色。名字本身会透露太多信息，产生太多干扰——一个女孩的名字可能暗示了她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来自哪个国家。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写的是生活的本质，和人物的名字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