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世纪之星陨落了，陨落在世纪终结的前夜。她的使命已经完成，她整整燃烧了一百年!她以不竭的热情在自己拥有的一角天空，默默地放射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教他们如何爱、如何为弱小者和善良者献出心力，既不高调，亦不卑微，一百年不间断，以一以贯之的从容和平淡，燃烧自己，烛照世间。这样的人，在这一百年中，即使不是仅见，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②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清王朝覆灭时，她是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她是青年；整个中年时期在离乱和忧患中度过。动荡和苦难，造就了她成熟的人生。饱经忧患的她，极大地延长了中年期。她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么大的承受力，她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像的苦难并战胜它，从充满噩梦的昨日，直至舒展开放的今日。

③在冰心的文学世界里，大海和母亲是支持这个世界全部丰富性的两个基本意象。母亲的意象，是包容在大海这个大的意象之中的。冰心曾在诗中向造物者祈求，倘若生命中只有一次“极乐的片刻”，那么，她的愿望便是：“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春水》）

④在冰心的诗中，我、母亲、大海是三位一体的。人类各式各样的爱中，母爱最纯真、也最伟大。母亲对儿女之爱无须特意表现，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子女对于母亲之爱的怀想与礼赞也如此。这是排斥了一切势利考虑之后的无私、无邪、无欲的高贵情感。冰心从母爱出发，推己及人，以一片婉转女儿心，传达出人间的万种柔情。

⑤大海博大涵容，它的宽广胸襟可以装下世间一切的苦厄、欢愉和忧思。它静如明镜，动有狂澜。在它碧波万顷的宁静中，包蕴着震天撼地的伟力。它的激情也是内蕴的，却夜以继日地起伏涌动，若人的生命之树常青!诚然，这位昔日的南国闺秀，有着一颗晶莹柔婉的女儿心，对母亲、对兄弟、对友人、对弱者；而大海的博大、雄健、恒久，却从另一面衬托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高远和伟大。

⑥在文学经历上，冰心是五四新文学的同龄人。她说过，是五四运动那“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压迫和呼唤”。冰心称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是“电光后的一声惊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她的创作活动始于1919年，一直延伸到世纪末。五四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狂飙突进的猛将，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他们是登高一呼从者如云的英雄式的人物。冰心不是这类英雄式的人物，她更“平常”，但她响应和参与了这种英雄业绩的创造和建设。她和“五四”一代人有着共同的性格，那就是反抗和批判。他们同样是新时代和新潮流的推动者，共同完成了中国20世纪伟大的精神革命。伟大的五四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旧文化和旧礼教的抗争，但“五四”并非一味地“破坏”，它有鲜明的建设精神；“五四”也井非一味地“激烈”，它的本质是温情和人性的”这些本质在那些猛将身上，是隐藏着和潜伏着的，而在另一类“非猛将”如冰心这样的人身上，则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确定的品质。

⑦这是最丰富和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人。在这个让人景仰的队伍中，走着我们的冰心先生。她是最先觉悟的那些女性中的一位。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在她那里造出了奇迹。她的创作服膺于“为人生”的理想；她发起和倡导了中国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她用通讯的方式写散文，她的《寄小读者》开辟了散文的新天地；她还是儿童文学热情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⑧冰心毕生都在这样辛勤地创造着，直到生命的晚景，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且愈到后来，性格中潜藏的刚烈之气愈为显扬。她正气凛然，疾恶如仇，所作短文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竟有匕首般的犀利！

⑨斗转星移，岁月不居，冰心走完她的百年人生长途，离我们远去了。但她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颗不倦地燃烧着的星。这颗星已燃烧了一百年！她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值得整个民族永远珍惜。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

1928年至1929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的。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朗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实上胡先生从不闹酒。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我们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实在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讲得头头是道，听众无不欢喜。当晚青大设宴，胡先生赶快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给他的。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先生并不欣赏这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写信给我，劝我离开青岛到北大教书，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他做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徐志摩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语，是因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称，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戏谑。

                                                                                    （摘编自《我的朋友胡适之》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锺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锺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锺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锺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锺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锺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