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秋

侯发山

明天就是重阳节了。下午训练结束的时候，接到上级通知，说明天“晒秋”。春来给搞糊涂了。部队没有种庄稼，“晒”什么“秋”呢？

对于“晒秋”，春来并不陌生。“晒秋”是一种山区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场景风俗，由于山区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村民选择在阳光晴好的时候，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晾晒、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一种传统农俗现象，成了农家欢庆丰收的盛典。在春来老家，每到重阳节，家家户户就会把秋天收获的玉米、大豆之类的玩意儿弄出来晾晒，其实也有炫耀的意思在里边。“晒秋”的时间一般是在重阳节前后，天高气爽，适宜晾晒，所以重阳节又叫晒秋节。

队长告诉春来，就是检阅大家的训练结果。队长还说，如果合格，春来他们就会正式编入特种部队。

夜已经深了，听着战友们的呼吸声，磨牙的声音，打呼噜的声音，还有梦中的呢喃，春来数了几十头羊也进入不了梦乡。为期三年的训练，过电影般在春来的脑海中现。

北方的冬天，气温在零下十几度，西北风像小刀子一般锋利，刮得脸蛋生疼。凌晨五点半，背上二十公斤的重物开始跑步，五公里下来，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像是从水里出来一样。当然，这仅仅是每天训练的序幕，接下来还有挂勾梯、穿越铁丝网三百趟等等。记得刚开始训练的那段时间，累得春来晩上尿了床，一时成为笑谈。

夏天也不是容易熬的，平举着八一式突击步枪，枪管上吊着一块砖头，一动不动在烈日下暴晒两个小时。仅一天，春来的皮肤就晒脱了皮，像是非洲人一样，黑黝黝的。以至于好多天，春来都不敢照镜子。为了练习忍耐力，会抓来蚂蚁放到脸上爬，甚至专门钻到野外的臭水沟里，让蚊虫叮咬。一个晩上下来，脸上全是红肿的疙瘩。那种痒疼的感觉，春来每每想起来,都会下意识地哆嗦。

特种兵也有军姿的训练，背十字架,后脖领夹扑克，左右脖领扎大头针，头顶大瓷碗，让脖颈、肩膀、腰背保持挺拔，形成一道直线，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为了让双腿间没有缝隙，春来在睡觉时，用背包绳把自己的双腿捆起来。为了做到一出脚，脚尖就自然绷直，春来就跪在地上，脚面贴住地面，下腰，直至头着地……那种滋味非常难受，常人真的无法理解和体会。

每天还有倒功的训练，就是高高向后跃起一米五，用背重重地砸向水泥地。头一天练习，春来晩上背都不能沾床,都是趴着睡觉。春来是按照狙击手培养的，为了让双目炯炯有神，在训练中会迎着太阳练眼神，连续两分钟不眨眼才算过了这一关。刚开始，春来不明白。队长说，一旦出现情况，如果眨一下眼睛，就有可能失去最佳射击时间。

对春来来说，最难的是野外生存训练，带上三天的食物在野外生存一星期，背上枪支弹药和生存用品，途中还要执行上级准备的突围、反突围、侦察敌情、攀登悬崖等演习任务。第一次吃生老鼠时，春来闭着眼睛，吃一口吐一口，肠子差点给吐出来……春来心里清楚，是特种兵就得什么都不怕，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是特种兵就得有“上天是雄鹰，下海如蛟龙，入地似猛虎”的本事。

明天都有哪些首长来？我能过关吗？兴奋，自豪，期许，害怕，担心……各种情绪混杂交织在一起，春来只盼着天快快亮起来。

春来似乎迷糊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到了训练场，春来扫了一眼,看到指挥台那里坐了不少人。他不敢分心,忙收回目光，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口令开始后，春来紧握手中枪，抬头、挺胸、收腹，两腿笔直，目视前方，纹丝不动。看到队列侧前方的指挥旗发出命令，开始抬腿走正步。

因为走正步体现不出特种兵的本领，正步结束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逐个技能展示。自然，春来的项目是射击，在幕布墙上随意找出五个位置，让春来辨认后，再用一块布把整个幕布墙遮挡起来，让春来从三百米外射击，就是“盲射”，全凭记忆寻找目标。好在，前面三个目标都被春来一一命中。不料想，队长临时加大了难度，现场释放烟幕弹，让春来射击其余两个。春来心里恼火也没办法，将来在战场上，变化也是瞬息万变的，他凝神静气，凭着刚才的瞬时记忆，瞄准，射击，中了，春来的心落到了半空；再瞄准，射击，又中了，春来的心放了下来。

等到指挥台那里响起密集的掌声，春来才回过神来。

“同志们好！”

春来和战友们刚要喊“首长辛苦了”，忽然间一个个大张着嘴巴，半天没合拢。春来看清楚了，他的爹娘就在其中，其他人，除了部队的几位领导，也都是战友们的父母！泪水一下子弥漫了春来的眼睛，当兵三年多来从未流辻眼泪的他，哭了。队长呜咽得更厉害，他整整六年没有回家了。

到了第二年，春来参加了在朱日和举行的“沙场秋点兵”。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8期）

珊珊，你在哪里^①

【中国台湾】聂华苓

李鑫跳上十二路电车，将车票交给车掌^②后，在右边靠车头的位子上坐下来，从裤袋里掏出手帕试去额头的汗，然后又由上衣口袋中掏出袖珍记事本，找到珊珊的地址，他又默念了一遍：“吉林路九十七巷六号。”他将记事本放回袋内。“十五年了，她该还认得我吧！”

珊珊是走进他人生的第一个女孩，一直供奉在他心坛上最隐秘、最神圣的一角。她象征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一个飘渺而又美丽的梦。

这时车子已到了北门站，上来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接着这个中年人便和车掌就先买票还是下站补票争执起来。最后是坐在李鑫对面的一位老头儿撕下自己的一张票解决了这场车票争执。

那新上车的人在老先生旁边坐下了，“等一下我下车买了票还你！”他一面说，一面用眼睛狠狠地瞪了车掌一眼。她正在用手绢拭眼泪。

于是老头儿和中年人攀谈起来，说着说着便说到老头儿十几年前还在大陆的时候，在四川当行政专员的事儿。

四川，十几年以前，这些极普通的字眼，在今天的李鑫心中都有了特殊的意义。他可不就是十几年以前在四川第一次看到珊珊？有一天傍晚，他站在门前，远远地，看见大路上有个小女孩背着落日走来，穿着一件柔蓝的衣服，身后是一片耀眼的金辉。

他听见了她的南京腔，和她开玩笑，喊她南京大萝卜，她瞪了他一眼：“我叫赖玉珊，她们都喊我珊珊！”说完连忙用手绢捂着嘴笑。

“哈，妙论！”

李鑫一抬头，那个捂着嘴笑的小女孩不见了，原来是眼面前的老头儿大叫了一声。只听见老头儿和中年人讨论女朋友的标准，后来又谈起写爱情小说的各种主义。李鑫在对面好象坐包厢看戏一样，不觉暗自好笑。他不想再听下去。转过身去看街。

车子正好经过一个小果摊，上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水果，李鑫一眼就看见了那黄澄澄的橘子。不由自主地又开始回想起当年和珊珊、妹妹一道去橘林偷橘子的情景。

四川的橘子很便宜，他们不是买不起。没有偷窃者的辛酸，有的只是新鲜的刺激，只是青春的焕发。他还记得，那天珊珊穿着一件黑丝绒短外衣，配着一条石榴红的羊毛围巾，她的小脸也像个小太阳一样，照得人的眼发亮，照得人的心暖暖的。

后来，看橘林的高大女人跑来了，李鑫先跳下树，然后站在树下接珊珊下来。她慌忙一跳，正好撞在他的怀里，珊珊的脸一下像火烧似的红了。

等到他们在一座竹林后田田埂上会合，妹妹用裙子兜了一兜橘子，脸像刚出笼的馒头，直冒气。一见面，妹妹就撅着嘴说道：“珊珊，怪你，你放哨的，跑到树上吃橘子去了！”李鑫指着妹妹兜着的橘子笑道：“你呢，你还不是只顾摘橘子去了！”他们讲起刚才的狼狈情景，笑成一团，珊珊差一点儿跌到水田里去了。

“哎哟，笑死人的，我笑不得了！”

李鑫吃了一惊，是谁也在笑？抬起头看向车尾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早就在车上的那个酒糟鼻子，另一个，大概是在他胡思乱想的当儿上来的吧，只看得见挺在外面的一个大肚子和一双浮肿的脚。两个女人之间有两个小孩跪在位子上看街。

酒糟鼻子突然不笑了，叫道：“你看，那不是崔小姐！在那辆三轮车上！”

“五十岁了，反而打扮得像个妖精。听说她找了一个比她小二十岁的丈夫，哎呀……”那两个女人的声音像夏天的绿头苍蝇一样，挥不掉，打不开。

“你们平时作何消遣？”酒糟鼻子转换了一个话题。

“打打小牌！那天我听了一副好牌啊，你听我说……”

“以后你们三缺一的时候，我来凑一脚！”酒糟鼻子的兴趣来了，声音也洪亮了一些。“你只管来，我打牌呀，可是要看人来，牌品不好的不来；一个小钱一个小钱零掏的不来，我——”

“我也一样，我们的性情倒是很合得来！”

李鑫厌烦得恨不得用手捂住耳朵。不由得又掏出那个袖珍记事本，将珊珊地址默念了一遍：“吉林路九十七巷六号。”他的心开始噗噗地跳了起来。他看到她时称呼什么呢？

还喊她珊珊吗？似乎不太合适；喊她邱太太吗？也别扭。这样一称呼，就像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儿关系似的，他不甘心！他决定什么也不称呼，只问她一句：“还记得我吗？”她也许起先会怔怔地望着他，然后淡淡地一笑，点一下头。

她现在也许松松地挽了一个髻，用一根柔蓝的缎带绾在脑后，就和他第一次看到她时那衣服的颜色一样，那种柔和的颜色只有配在她身上才调和。

“先生，先生，吉林路到啦！”车掌的声音打断了李鑫的幻想。

他直起身子，看到那酒糟鼻子正对着窗外高声叫道：“邱太太，我哪天来陪你打小牌。你多少巷？我又忘了！”

“吉林路九十七巷，六号！”那孕妇南腔北调地回答。李鑫一下子怔住了！

“慢点！小毛头，你想死呀！”那一声“小毛头”却是纯粹的南京腔，由车外无情地钻进李鑫耳中。

李鑫想扭头去看窗外，但他扭不过去，扶着那冷冰冰的铜柱子，无力地倒在车凳上。

(有删改)

城里的月光

夏阳

年前，作家老李老打电话追着我问认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说认识有啥用，你那事我帮不上忙，你就别多管闲事了。老李嗫嚅着，怎么是多管闲事呢，你可不能这样说。

唉，老李一个儿时玩大的同村伙伴——老憨，在我居住的城市做建筑工，一年到头在工地上累死累活，好不容易赶在春运前，求爷爷告奶奶，工头总算结清了工资，却在临上火车前被歹徒逼到墙角，洗劫一空。

两万块啊，整整两万块血汗钱，就被这天杀的挨枪子的换刀剐的抢去了！老李在电话里恶狠狠地骂道。我说，骂如果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帮你老憨寻回钱，我请一伙人去骂好了。

老李苦笑，笑完，又开始祥林嫂般地絮叨，这派出所是干什么吃的，报案都一个多礼拜，就是不见动静。我说，人家派出所也不容易，就那么点警力，管着十多万外来人口。我帮你找了派出所，人家指着一大堆卷宗，为难地说这是小案子，又没有明确的破案线索，自认倒霉吧，夸张点说，这和在大街上被抢了手机差不多。

估计老李听后是一副苦瓜脸。他说，哎，这可是两万块钱啊，怎么是小案子？

我只好解释，两万块钱搁你老家是巨款，在这里只能算小钱，有钱人的一顿饭钱而已。

老李悻悻地问，就没其他法子了？我一脸无奈地说，如果是上百万，派出所肯定会成立专门的破案小组。要是你的老憨丢胳膊断腿了，他们也应该会重视。

老李感慨，如果可以换，我想老憨肯定愿意拿条胳膊甚至性命来换这两万块钱的。你要知道，老憨一家老小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年多，家里正等米下锅呢。老李又不死心地问，真没法子了？我在你那座城市只认识你一个朋友。

我想了想说，法子倒有一个，我给你讲一个在我家乡流传很广的故事吧——大概是民国时期，一位上面来的夫人，在省城一帮官员的陪同下，从南昌去庐山避暑。中途，路过我们镇时，夫人内急。无奈之下在路边找了个公厕。你要知道，我们那里所谓的公厕，就是一个茅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臭气熏天。当地人民早习以为常，可是夫人金贵啊。她站在厕所门口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最后可能是憋不住了，一捂鼻子跑了进去。夫人出来时，脸色很难看，一路上直说头晕，还嘀咕了一句：你们这里的卫生怎么搞的？陪同的官员坐不住了，上庐山后，打电话骂人，从行署、县一直骂到我们镇，把镇长吓得半死。镇长考虑到夫人返程还会经过这里，就号召全镇人民大洗厕所。又是挑粪又是消毒，整整折腾了三天。可是，夫人没来。据说人家下山后直接去了武汉，从那里坐飞机走了。

老李听了我的故事，深有感触，沉默了半天，突然怪声怪气地尖叫，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嘛！我大笑，隔着电话想象着老李叉腰横眉的样子，说，你这样会把人家吓坏的，人家就是破不了案，也会自己偷偷把钱垫上。我又说，可是我们都是蚂蚁。老李无语，默默地把电话挂了。

两天后，一个月光极好的深夜，我又接到老李的电话。老李说，我想自己把钱垫上。

我吃了一惊，大骂，不会吧，你是不是疯了？

老李幽幽地说，你不知道，我们老家地处大西北，是你难以想象的穷。我上高中前，除了出生外，没有洗过一次澡。在我们那个乡，我是唯一的高中生，受到乡亲们的资助，是乡亲们的骄傲。现在我是作家了，在他们眼里，我无所不能，天天和中央首长在一块儿握手、吃饭，进出小车伺候。老憨也是实在没辙儿才找到我的，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再说了，老憨还欠着一屁股债，没了这笔钱，几个娃儿都要失学的。他们一家正盼着过个好年。

我听了心情沉重，转而又说，你自己也不宽裕，靠几个稿费，还得养活一大帮人。老李叹了口气，说，我多写点就是了，实在不行，就写点特稿，那玩意可以多挣几个。我之所以告诉你，是想让你配合我一下。我问，怎么配合？

你帮我把这钱给老憨，就说你公安局的朋友抓获了歹徒，把钱追缴回来了。老李不放心地叮嘱我，你千万别露馅，对着老憨，要给足我面子。老憨现在还在工地上眼巴巴地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我凝望着窗外城市上空皎洁的月光，哽咽无语。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