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

澄清中庸与进取的关系，首先应准确理解中庸。儒家之“中庸”，不仅是思想与行动的规范，而且是一种宇宙理想。

人们通常以“无过无不及”界定“中庸”，但要准确理解中庸，必须明确中庸究竟是无过无不及于“什么”。在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的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庸是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礼的中庸，是一个伦理学、政治学的范畴，昭示着人与人达于和谐的理想。有人认为，中庸是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度”的中庸，是一个认识论层面的范畴，昭示着实践之主、客体达于和谐的理想。也有人认为，中庸是无过无不及于“三”。无过无不及于“三”的中庸，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范畴，昭示着对立之“一”与“二”达于和谐的理想。上述观点，从不同方面对中庸理想进行了刻画，但这些刻画并不完全。就《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不仅是一个伦理学、政治学的范畴，也不仅是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范畴，它是一个宇宙论层面的范畴。宇宙论层面的中庸，关乎儒家对理想宇宙秩序的设想。它不限于无过无不及于“礼”，不限于无过无不及于“度”，也不限于无过无不及于“三”，从根本上说，它是无过无不及于“性”。

“无过无不及于性”中的“性”，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之性。“天命之谓性”中的“性”何解？有人将其理解为“善”，有人将其理解为“理”，有人将其理解为“情”，而从《中庸》的创作年代来看，“天命之谓性”之“性”，理应是“生”。以“生”解“性”，在郭店竹简以及告子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端倪。有论者认为，先秦遗文中没有独立的“性”字而只有“生”字，后人所谓“性”的意思，在孟子那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如果“天命之谓性”确为子思的主张，那么，其所谓性，当理解为“生”。

以“生”解“性”，“天命之谓性”的意思就是天将“生”命于物。但是，天所命之“生”，不是一物之生，而是万物之生；不是独生，而是“共生”。如果性是“共生”之生，那么“率性”就是遵循“共生”原则，“尽性”就是无过无不及于“共生”原则。率性、尽性的终极结果，是合于中庸之道，所以中庸之无过无不及，从根本上说，是无过无不及于性，是无过无不及于“共生”的原则。

无过无不及于“共生”原则的中庸，昭示着的是一种“万物并育”的理想。符合这一理想的宇宙，是发育万物的宇宙；符合这一理想的社会，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会；符合这一理想的个体，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的个体。

（摘编自刘静芳《“中庸”中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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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历史上，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宗族，是以血缘的亲疏关系聚集起来的地缘与血缘共同体，构成了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中国社会凝聚与稳固的坚实基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生产方式、人口规模、组织形式四要素构成反应链，成为农耕文明的重要基底。土地的状况决定了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基本的耕作方式。生产方式是粗放还是精细、是否兴修水利等，对亩产量有着决定性影响，进而决定人口规模。一定规模的人口以何种方式组织生产，不仅影响着具体的生产方式，还奠定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在耕种大面积土地以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时，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协调生产，对人群的组织形式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以血缘纽带将人群组织在一起，无疑是最为自然的方式。于是宗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农耕时代基层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生产与管理的基本社会职责。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为关键的要素，掌握了土地管理权，实际上也就具备了对生产与生活的支配权。因此，宗族在实质上就成为农耕文化的关键性因素。

宗族的人伦秩序与道德规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就宗族内部成员而言，宗族建立了具有相同血缘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使其不至离散，具有一定的内聚力。宗族的内聚功能，在族约、家训、祠规等家族文献中，以尊祖、孝亲、敬长、睦族等观念体现出来。祭祖仪式加强了共同的祖先认同与血缘认同，强化了内部团结和内部整合。编修族谱为家族成员提供了由文字铭刻的共同祖先记忆。作为宗族集体财产的族田主要分为祭田、义田和义学田三种类型，祭田收入主要用于祭祀祖先，置义田“以赡宗族之孤寡贫困者”，义学田则为义学提供经费。就宗族与外部人群而言，宗族为乡里社会提供地方防卫、兴修水利等公共设施，并积极处理乡里冲突，建立宗族与乡里之间的秩序。

宗族的生计模式建立起人与土地之间的亲密关联。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从土里长出的文化。农民视土地如生命。土地是居住之地和安家之基，人与土地之间具有一种亲密而深厚的家园情感。不论是平原还是山地，宗族因地制宜与土地之间建立适宜的生计方式，宗族的内聚确保了密集农业劳作得以顺利开展，土地、人口、生计模式之间建立起动态的平衡关系。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其关键就是宗族解体，分解为以亲子关系为主体的核心家庭，费孝通所揭示的“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扩展之途被斩断。当我们希望重振传统伦理时，却发现核心家庭之上缺乏足够的人伦层次，无法承载传统伦理之厚重。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失去了承载者，也就无法真正回到现代社会。即以孝道而言，在失去了宗族互助之后，一对夫妻既要朝九晚五地投身于繁忙的工作，还要抚养子女、赡养四位老人，实在力不从心。因此，可探索“拟宗族”的方式，以社区代宗族。目前城市中的商品房社区、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正可对应于明清宗族的同居共财。社区中的全体业主、村里的全体村民，事实上可以此为基础结成利益共同体，我们可称之为“拟宗族”。将这一利益共同体建成基层互助组织，同时汲取传统宗族丰富的伦理层次，建立人与人之间友好互动的关系，编织人与社区之间有机互联的网络，建设新时代的基层社会共同体。

（摘编自周丹丹《农耕文化与共同体建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胖子与瘦子

契诃夫

①两位朋友在从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尼古拉铁路的一个站点上邂逅。两个人中一位是胖子，一位是瘦子。胖子刚在站点的餐厅用过午餐，嘴唇油光锃亮，活像两颗熟透了的樱桃。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烈性葡萄酒和橙花的气息。瘦子呢，刚从车厢里出来，费劲地拖着提箱、大包小包和几只纸板盒子。他的身上则有一股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息。他的身后，有个尖下巴的瘦女人在东张西望，那是他的妻子，此外还有他的儿子，一位高个子的中学生，眯着一只眼睛。

②“波尔菲里！”胖子一见瘦子，大声招呼起来，“是你吗？亲爱的！多少年没见了！”

③“老天爷！”瘦子惊呼起来，“米沙！我少年时的朋友！哪阵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

④于是两个老朋友亲吻了起来，吻了一次又一次，连吻了三次，望着对方的泪眼。两人无不为这次意外相遇而惊喜交集。

⑤“亲爱的！”亲吻之后，瘦子先开了口，“真没有想到！太意外了！我说，你好好瞧瞧我！啊，你还是那么帅！那么倜傥风流，那么讲究打扮！啊，老天爷！你时来运转了？发财了？结婚了么？你瞧，我成家了……她是我妻子路易莎，娘家姓万岑巴赫；他是我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纳法尼亚^①，这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中学同班同学！”

⑥纳法奈尔想了想，摘下帽子。

⑦“中学时的同学！”瘦子接着说，“你还记得，大家怎么拿你寻开心的事吗？大家管你叫赫洛斯特拉特^②，因为你用香烟把公家的一本书烧了一个窟窿。我的外号叫厄菲阿尔特^③，因为我喜欢告状。哈，哈……那时我俩还是少不更事的孩子呢。别害怕，纳法尼亚！走近点……。这位是我的妻子，娘家姓万岑巴赫……”

⑧纳法奈尔犹豫片刻，躲到了父亲的背后去了。

⑨“你好吗，朋友？”胖子得意洋洋地看着朋友，问，“在哪里高就？做到几品官了？”

⑩“是在供职，亲爱的！是八品文官，两年了。得过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水不算高……嗨，凑合着过呗。妻子教音乐。我说你呢？怕已是五品文官了吧？啊？”

⑪“不，亲爱的，还要高哩。”胖子说，“我已经是三品文官了……还得过两枚勋章。”

⑫瘦子一听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但很快脸色舒展开来，现出喜气洋洋的笑容来，脸上、眼睛里似乎火星四射。他整个人像是蜷缩起来，弯腰弓背，矮了大半截儿……他的手提箱、大包小包和纸板盒全都蜷缩起来，现出条条皱纹来……他妻子的尖下巴越发尖了。纳法奈尔挺直了身子，扣上制服上所有的扣子……

⑬“我，大人……可说是非常高兴！您可说是我少年时的朋友，一下子青云直上，做了这么大的官！嘻，嘻，大人！”

⑭“得了吧！”胖子说。

⑮“哪能呢……您说哪里去了……”瘦子的身子蜷缩得越发厉害了，笑嘻嘻地说，“承蒙您大人的好意……鄙人如沾再生甘露……大人，他是犬子纳法奈尔……这是贱妻路易莎。”

⑯胖子刚想说句客气话，可见瘦子脸上一副诚惶诚恐、低三下四的寒酸相，于是光是对他伸出一只手来告别。

⑰瘦子只握住对方三根指头，深深鞠了一躬，嘴里发出“嘻嘻”笑声。他妻子也莞尔一笑，纳法奈尔双脚咔嚓一声，挺身敬礼，把制帽也掉落到了地上。一家三口又喜又惊。

（有删改）

【注】①纳法尼亚：纳法奈尔的爱称。②赫洛斯特拉特：古代希腊人，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焚烧了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阿泰密斯神庙。③厄菲阿尔特：古希腊人，曾引波斯军队入境，出卖同胞。

文本二：

总能击中人性最脆弱的部分

契诃夫的作品，往往不是写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没有什么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而是从一个个鲜活而又幽默的故事里，反映一个群体的生活，以及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当一个社会中物质开始逐渐丰富，人们能够吃饱穿暖的时候，仍旧在痛苦，这种痛苦并非来自物质的贫乏，而是精神世界的痛苦，来源于社会对人的压迫。

契诃夫生前的名声并不是很大，但是他去世100多年之后，他的声誉比当初高了不知多少倍，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是现代性的，他在现代性之初，就发现了现代性中隐藏的种种隐忧，直到今天，他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依旧在我们的身边，他永远不落伍。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契诃夫的作品首先得到了西方的重视，那时西方现代派戏剧已经强起，以荒诞派为代表，主要的特点是表现人们源于精神世界的痛苦，源于社会压迫所产生的痛苦，这样的戏剧中没有正面，也没有反面人物。后来人们追溯它的源头，发现原来契诃夫早就开始这样创作了，相比较19世纪的其他俄国作家来说，契诃夫是更温和的。他并不非常激烈，他更善于挖掘人性本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革命作家。

（选自周怀宗《童道明：错过契诃夫，是这个时代阅读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