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前中国从距今一万多年开始出现农业的苗头，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出现了谷物农业，形成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华南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与新的资源机遇，走向了一种依赖根茎种植、水生资源利用与狩猎采集结合的低水平食物生产。与之类似，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农业条件不佳，而全新世气候变暖变湿带来利用水生资源的机会，这里发展出一种依赖渔猎的复杂的文化适应。最适合狩猎采集的是西南地区，这里地形变化大，资源多样，狩猎采集持续的时间最长。北方草原地带发展出来一种新的农业形式——游牧经济，解决了如何有效利用草原地带的问题。中国的西北半壁采用的基本都是游牧经济方式，在部分水热条件较好的地方辅之以谷物农业生产。

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选择并不相同。这其中北方粟黍农业、南方的稻作农业，影响最大，周边地区逐渐接受农业，或与之形成稳定的交换关系。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史前时代温带区域，具有农业起源条件的地方并不多，旧大陆以西亚和中国为代表。中国同时拥有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历史上面对游牧民族冲击时，南方可以作为缓冲，这也是中国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所在的这片土地，雨热同季，尤其是稻作的产量比较高，能够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当然，它所需要投入的劳动也非常惊人，挖掘沟渠、平整土地、翻耕移栽……习惯上说，农业是靠天吃饭，而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唯有勤俭，才能发家。勤劳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一美德。应该说，生活于当代的所有人类群体都是吃苦耐劳者的后裔，否则他们是不易度过历史上一次次的生存挑战的，中国文明因为经过漫长的农业文化熏陶，稍稍显得突出一点。

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劳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完成了这一过程。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远多于分裂，这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两千多年前中国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宗教信仰、阶级出身、血缘世系、地域乡土，还有族群认同上的限制，把差异巨大的社会统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斯·韦伯、弗朗西斯·福山都把中国视为最早的现代国家。

漫长的农业生活还塑造了中国人偏好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即整体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赋予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有较好的宏观把握能力，而在微观、中观上较为忽视。这一思维的根源就是中国漫长的农业生活史，农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系统，它的实质并不是人类在生产，而是人类让动植物生产，农业的成功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生产与自然节律一致，与动植物的习性一致，与人本身的需求一致，整体性是生存的保证。相比而言，西方所继承的希腊，其农业不是自给自足的，谷物农业与畜牧经济存在固有的矛盾，还需要通过远距离贸易才能满足生活需要，由此更偏向对抗与外求。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合群，换个说法，就是喜欢扎堆。在国内时，这一特点很少有人会注意，但是一到国外，就会特别引人注目。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所以文化不容易丧失。合群影响到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集体本位（与整体性思维一致），与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家庭是最小的集体，单位是基本的集体，集体是个体行动的目的，大的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小的可以为家庭、为单位。不过，这一点目前变化比较大，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个人经济能力与地位的提高，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合群性弱了许多。

作为融于个人生活和思想最基层的信息单元，文化基因是历史的产物，如果你不喜欢“基因”这个词，也可以称之为传统、习惯或偏好，这和生物基因完全不同。文化不仅仅是人适应的产物，还是人自身选择的结果。中国古人很早就走上了农业的道路，很早就过着人口稠密的生活，很早就生活在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的生活环境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不得不，部分原因是主动的选择甚至是追求。中国文化的至高梦想就是“天人合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后面的许多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追求人与物的和谐，自然也追求人与人和谐，包括一个人内心的圆满与平衡，也包括与不同群体或文化交往时的包容与和平。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源在此，向史前时代的追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

——摘自《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读书》2020年7期），有删改

材料二: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内容。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生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和意志本色，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数千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交流融合中共同缔造了祖国的历史，培育着共同的精神，并通过交融、聚合、凝练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由于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生产生活方式相互融通，从而形成了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等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同时，由于各民族人口迁徙并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通婚、联姻和血脉交融又使各民族情感上相互亲近，促使民族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文化认同意识不断加深，历史上的胡服骑射、茶马互市、唐蕃古道、丝绸之路、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等就是生动的写照。近代以后，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同仇敌忾，为争取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在百年抗争中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中华民族在此过程中自觉凝聚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自强不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概言之，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内容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中华文化基因的特点探析》（《文化软实力》2017年04期）

材料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的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是革命实践的伟大创造，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和文化传承，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优良传统和品格风范的集中体现，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它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富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材料二：

红色文化遗存是红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对传承红色文化的日益重视，各地逐渐认识到了保存、修缮红色文化遗存的重要性，甚至兴起了重建、复建文化遗址的热潮。然而，在这一股红色文化热潮中，一些违背红色文化保护宗旨及历史基准的做法，却是令人忧虑的。

真实是历史的最根本要求，红色文化遗存承载着革命历史，首先就应该遵循真实的原则，尽力回到历史的原生态。实际上，国内红色老区有一大批热心革命历史、献身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对革命历史、革命遗存有着非常丰富且准确的认识，是革命历史活的“百科全书”，遗存保护和复建中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激活革命文化的生命力。红色文化遗存具有重要的价值与特殊的意义，它是几代人红色记忆的主要载体，对其保护必须秉持敬畏之心。我们在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建设中，一定应避免求新求美，而是须尽力回归历史的本真，实际上，革命年代的物质条件本来就不好，做到修旧如旧、恢复红色遗存的朴素面貌，恰恰能更好地保留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记忆，也能够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凝神聚魂、砥砺初心的作用。

（摘编自韩伟《红色文化遗存保护须回归历史本真》）

材料三：

嘉兴南湖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有大批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来到南湖，走近红船，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份决议被通过，南湖上的这艘画舫拥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及象征意义，孕育出了独特的“红船精神”。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刊文，首次将“红船精神”阐释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共一大旧址重温入党誓词，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使其在新时代永放光芒。

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文物，有生命、有记忆、有语言，印证着来路，昭示着明天，是革命文化的具体展现。当红色基因沉淀在一件件宝贵的革命文物当中，穿越时空向我们走来，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感情、一种激动、一种奋斗的情怀与自信油然而生。

（摘编自绿箫《让革命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材料一：

2020年7月10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出自明年1月1日起，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等场所，餐饮打包外卖服务以及各类展会活动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由“限塑令”升级为“禁塑令”，这次通知有几个显著亮点：

一是突出系统性。2008年“限塑令”主要针对流通使用环节，对塑料袋明码标价，鼓励消费者自带包装袋。而这次《通知》提出“明年起全国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塑料棉签、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不仅聚焦于使用环节，也关注到了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全过程和各环节，体现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有利于建立形成治理塑料污染的长效机制。

二是强调有序性。塑料制品具有方便实用的特点，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次“禁塑令”，没有不顾实际情况搞“一刀切”，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大家的实际生活需要，比如考虑到生鲜、熟食特点，“暂不禁止连卷袋、保鲜袋和垃圾袋”……多个“留白”，增加了政策实用性，有利于“禁塑令”推进落实。

三是更有针对性。这次的“禁塑令”不仅在零售业、餐饮业方面持续发力，而且扩大到“餐饮打包外卖服务以及各类展会活动”，有的放矢。随着经济形态变化，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已成为塑料制品使用重灾区，但监管却没有形成覆盖。相对来说，线下餐饮模式好改进，电商、快递等线上模式，仍需要时间探索新模式。

（《新版“禁塑令”值得期待》，《南方日报》）

材料二：

禁塑限塑阶段性任务

（商务部公布禁塑限塑阶段性任务）

材料三：

“自2021年1月1日起，我超市所售购物袋均为可降解购物袋，大号袋1.2元一个，小号袋6角一个，如有需要请在收银处购买。”1月5日，记者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美廉美超市，广播正滚动播放有关提示信息。超市收银台和自助扫码结账区均放有可降解塑料袋，并标明价格。在结账的30余名顾客中，大部分使用自带无纺布购物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替代产品的成本和使用体验已成为企业选用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吸管为例，普通塑料吸管原材料价格约为每吨8000元，聚乳酸吸管原材料每吨近4万元，纸质吸管原材料每吨约2.2万元。

“现阶段，可降解塑料的成本会更高一些，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随着可降解塑料产品产能扩大和技术水平提升，未来在形成规模化生产后，生产成本将有所下降。

刘建国表示，塑料污染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可降解塑料袋的回收和处置都要有相应的配套系统，需要一定适应时间。因此，先抓好重点品类、重点场所，形成一定经验再进行逐步推广，才能有序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禁塑令”落地，你准备好了吗？》，《经济日报》）

材料四：

“禁塑”的话题已经谈了多年，各地的“禁塑令”也先后发布，但时至今日也未彻底地“令行禁止”。原因何在？一是塑料袋给予人们生活的便利性；二是每家每户每人都需要，少有不用塑料袋的人；三是工农业生产中塑料制品不可或缺，使用量也非常可观；四是网购快递业的异军突起，加速了塑料袋用量的指数化增长。

在进一步对购物者加强宣传教育，倡导、建议购物者自带布袋、纸质袋的同时，相关执法部门还应随机进行监督检查各地、各商场等对“禁塑令”的执行情况，督促其积极落实和严格执行“禁塑令”。对一些仍然继续使用塑料袋的顾客、商家，进行必要的教育、劝导；对拒不执行“禁塑令”者，应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的相关条款，给予相应的处罚，以确保“禁塑令”的有效执行，维护“禁塑令”应有的法律威严。环保，人人有责；“禁塑”，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地球家园作出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减塑”贡献。

（《“禁塑令”需要严执行》，中国甘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