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来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像是在球场旁看裁判官吹叫子，罚球。

②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 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③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也因之，并不能盼望各个在社会里生活的人都能熟悉这与时俱新的法律，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律师也成了现代社会中不可缺的职业。

④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我在前几篇杂话中已说过，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⑤有一位兼司法官的县长曾和我谈到过很多这种例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那位县长问我，他怎么判好呢？他更明白，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绝不会到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退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着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在如今媒介多元化、创意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可以享有千种方式、万种形态的媒介产品，然而,无论内容将以何种形态承载，其对价值观的表达和传递才是不变的起点与落点。纵观近年来优秀的讲谈类节目，它们皆以语言作为架构核心内容的方式，皆以删繁就简的手法将节目对内容的传递凸显到最大化,在这个繁复缭乱的时代选择回归至简状态。

一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中国人在“讷于言”“慎于言”中从未忽视过语言的力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语言从古至今都是抒发观点、志趣、情感的最佳表现形式。《开讲了》抒发人生感悟,《朗读者》散放文化温度，《奇葩说》直呈时代观点，这些节目都选择了不大的物理空间，却都包揽着无限的精神宽度。讲谈类节目仅以一桌一椅便能展现万种风情，仅以一言一语便可构建一种人生，在快节奏的新媒体时代，讲谈类节目既可以用完整节目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又能够将片段切割来满足碎片化欣赏，节目立足于新意，化归于至简，也必将成就于永恒。

自古以来，故事都是属于“百家”的选题，故事也是语言能够构建的最为生动的东西,一向重历史的中国人其实更爱其中故事内涵的传承性。当下，诸多讲谈类节目都以语言为表达形态、以故事为内容中心，《奇葩说》中那些最合时宜的观点、最具渗透性的话语，都来源于切实的生活故事,《我是演说家》《开讲了》等节目更是将人生感悟浸润到故事之中。从这些故事中，人们懂得了，所谓的成功不过是长久的努力，所谓的挫折不过是一时的心境；从这些故事中，人们看到了生命与生命之间最真诚的碰撞，看到了承载着社会责任的讲谈类节目保留着对社会人间的洞察与温柔的关照。这些故事传播了观点，更凝聚了中国精神，书写了中国变迁。《奇葩说》已走过四季，近百个辩题都自带时代的影子，节目探讨“中国式关系”、帮助青年人思考现实中的困局，节目赋予了“奇葩”一词全新的时代意义——丰富与包容。

生命不是文化概念，但最深的文化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讲谈类节目因其对生命故事的体悟、对社会发展的洞察、对语言演说的呈现，已经成为最靠近生命本真的节目形式之一，因而众多优秀的讲谈类节目都有着温柔的面孔和能够打动心灵的触角。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间普及爱与善良，讲谈类节目用真诚聚集了生命的热能，让文艺真正可以温暖人心。《朗读者》节目中的傅雷家书，《我是演说家》探讨的“中国式父亲”《奇葩说》中的养老院话题等皆弥合了代际沟通，鼓励两代人更多的交流理解呼唤爱。从这些优秀的讲谈类节目中可以看到，对于文艺创作而言，最佳的背景并不是金色的，而是暖色，以简单的形式去表达理想与善良，不做哗众取宠之态，不玩故弄玄虚之技，仅仅用诚恳的呐喊与铿锵有力的观点便可成就伟大的力量。

（摘编自冷凇、张丽平《讲谈类节目对中国精神的解析与凝聚》）

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文论是“先进”的、“科学”的，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落后”的、“非科学”的，于是拥抱西方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则弃之如敝履，并且说西方文论的价值根据是“人”与“自然”，考察的是规律；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仅仅是政治“教化”，不考察规律。真是这样吗?

在那些追求西方时髦的人眼中，中国古代文论与封建专制的政治“教化”理论密切相连。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官方的正统理论。儒家的文学思想的确提倡政治“教化”，特别是《诗经》，体现了诗歌的“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成孝敬、移风俗”的功能，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教化”说，明显是官方的文学理论，其价值的根据是王者的统治。白居易《采诗官》中说：“郊庙登高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白诗说的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有，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华文学和文论的主流并不建立在这种为统治者“教化”的价值上面。

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孔子的学说最初也并非官方学说，孔子讲“道”，他的“人道”是儒家学说的价值根据。作为儒家文论的起点，其价值追求全在一个“人”字上面，即对人自身成长的关切、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完美追求与对人的尊重与信赖。道家老子的“无之以为用”、庄子的“心斋虚静”“以天合天”等思想，后来被转化为文论思想，更成为历代作家创作内在依据。儒家文论的价值在“人的精神”，道家文论的价值在“自然精神”，非官方的儒道结合所构建的文学价值，终于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赢得了胜利。

在中华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儒道文论相互补充，相互为用，形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文论的人与自然合一、物我合一的价值根据。《文心雕龙》提出了“自然之道”，在刘勰看来，自然是有文采的，人也是自然，不过是比一般的自然更高贵的自然，因为人有心，有心则有言，有言则自然有文。就是说，有心智的人类和其他自然一样也是有文采的，或者说更具有文采。日月、云霞、人物，都是自然，它们本身有“文”，人以心感悟周围万物，也就有了“人文”，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开始，也是文学艺术的价值源头的根据。在刘勰之后，尽管有韩愈的“文以明道”说、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说做为官方文艺价值根据流行于世，但反对一味歌功颂德的理论似乎更多，像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中指出，人是“天”，自然也是“天”，人的天与物的天相接相合，赋予文学以意义，文学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融合。

中国历代的文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人们所体认的，具有非官方性的、自然与人相契合的价值根据的文学之道有关。如果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所体认的文学价值只是官方的王者的“教化”那么就只能歌霸道，颂奴性，是断断不能产生那么多让人们永远享用的无与伦比的文学作品的。

（摘编自童庆炳《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