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李可染

幼年聪慧更名可染     中年勤奋访拜名师

1907年，国画大师李可染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平民家庭，原名李永顺，年幼时聪明好学，被塾师赞为：“孺子可教，素质可染”，遂改学名为“可染”。早年，他在西湖国立艺术学院跟随林风眠研习国画。林风眠融中西于一体的艺术实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可染，并对他日后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李可染还师从法籍后期印象派传统油画家克罗多教授，学习素描和油画。克罗多先生的油画风格粗犷，强调表现性，对李可染影响颇深。1942年李可染开始进行水墨写生创作。由于受鲁迅先生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感染，他画了大量水墨牛，并以牛自比，笔耕不辍，将画室取名为“师牛堂”。

1947年，在徐悲鸿引荐下，学有所成的李可染毅然拜在国画大师齐白石门下，并同时投师于另一位画坛泰斗黄宾虹。他不仅研习大师的笔墨功夫，更注重从“师其心”的高度，学习大师的学术精神，并从诗、书、画、印全方位突破，书画水平迅速提高。李可染此时的一些作品甚至被前辈们收藏，如现存徐悲鸿纪念馆的《檗阮图》《怀素书蕉》等。

搜尽奇峰打草稿　逆光笔墨独有趣

李可染的艺术生涯经历了两大阶段。“搜尽奇峰打草稿”强调写生，是第一阶段。1954年为变革中国画，李可染镌刻“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枚印章，并同著名画家张仃、罗铭一起开始长途写生，并举行三人水墨写生画联展。长期大量的写生观察，使得他对崇山密林的表现，尤其对“逆光”的表现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水墨塑造的“逆光”迷离朦胧、流光萦回，成为其山水画最主要的艺术特征。《鲁迅故乡绍兴》《江城朝雾》等都是该时期的写生佳作。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的思变时期，李可染从“对景写生”转向“对景创作”，追求“写实写境”到“写意造境”的升华。强调山水画创作遵循“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过程，即由简单到丰富，再由画面的丰富回归于画面的统一之中。其山水画创作已臻成熟，更重意象凝聚，气势严整浑厚，尤其积墨法的运用，更使画面显得深邃茂密。《万山红遍》《黄山烟霞》《漓江》等都是该时期的力作，大师可以说是用画笔为祖国山河立传。

万山红遍显东方气派   春雨江南展泼墨激情

《万山红遍》作为中国画坛的经典之作，是李可染上世纪60年代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中“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意境创作的。其一反平时惯用的淡墨画法，集中突出“红色”。这种色调的强烈转变，塑造出另一种崭新的审美境界，整幅画作构成红白黑三色的交响。画家创作使用了名贵的上等朱砂，墨色映衬下，朱砂的红色鲜艳浓烈却沉稳凝重，愈显含蓄内敛。

“文革”结束后，先生重拾画笔时满怀爱国挚情，笔墨精道娴熟，意趣更加丰富淳厚，体现出强烈豪迈的民族精神和东方气派。《杏花春雨江南》是李可染年届八旬的泼墨代表作，描绘了江南春雨朦胧中的山村美景：墨色淋漓的山村，浸润在霏霏春雨之中，几株盛开的夭桃鲜艳欲滴，带来无限生机。和傅抱石激情恣肆的泼墨不同的是，李可染的泼墨始终保持着一份理性与儒雅，即便是激情洋溢的大泼墨作品，也始终把握着用笔的节奏，挥洒自如但不纵肆，透射着理性的激情和画家平和的心性。

舔犊慈父风趣幽默     白发学童人品高洁

许多人知道李可染是中国山水画坛一代大家，但他在生活中充满爱心、风趣幽默的一面却鲜为人知。说他是慈父，从他1947年的一幅人物画题记上可见一斑，题曰：“丁亥端午，余偶不在室中，二岁小可为我乱盖图章如此，俟其长大成人再与理论。可染”。透过这段文字，画家的舔犊之情，风趣幽默的生活态度跃然眼前。在治学中，李可染一生倡导“艺无止境”，七十大寿时，他为自己的艺术历程作总结时却镌刻了这样两枚印章：“白发学童”和“七十始知己无知”，可见其治学严谨和人品高洁可窥一斑。上世纪70年代，西方文艺涌入中国，一些人大呼中国画穷途末路，而先生却提笔作书：“有人谓中国文艺传统已至穷途末路，而我却预见东方文艺复兴曙光，因借苏东坡《赤壁赋》末句四字书此存证：东方既白。”以其一代大师风范的自信，给国人以信心和力量。

白鹿原上寻找陈忠实

王晶晶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1942年，陈忠实就出生在这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内陆中心的陕西，尤其关中又处于中心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一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说。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几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的不同时期。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十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三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个预言一一应验。

在《陈忠实传》作者、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能历经24年不衰，缘于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里千百年来积淀最深厚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关于故乡的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住在省城，但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龌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创办当天陈忠实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它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曲老腔。

（摘自《环球人物》）

杜甫传（节选）

冯至

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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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会发现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