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

侯发山

那天，康乡长到南湾村调研。村主任老贵忍不住兴奋地告诉他说：“栓保的女儿梅花考上了北京大学。”

对于栓保，康乡长是不陌生的，去年年关的时候，康乡长给栓保送去了一壶油、两袋面、三百元钱，可是，栓保死活不要，说他家的日子还能过得去……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康乡长当然也很高兴，说：“走，咱去栓保家看看。”

康乡长和老贵去的时候，梅花正坐在床边，嘤嘤地啜泣；栓保蹲在地上，不住地吧嗒着旱烟，很是无精打采。老贵在康乡长后面悄声说道：“栓保兴许正在为梅花的学费发愁呢。”康乡长似乎没听到老贵的话，朗声地说：“栓保，女儿考上了北大，祝贺你啊!”栓保这才发觉来客人了，忙慌乱地站了起来，讪笑着说：“康乡长来了。”梅花别过脸去，用袖子擦拭着脸上的泪痕。康乡长看了看，栓保家里依然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当，墙角一缸咸萝卜散发出一种说臭不臭说咸不咸的味道。老贵附在康乡长耳边说道：“栓保家一年四季把咸萝卜当饭吃。”康乡长发现墙旮旯放着一个瓷罐，突然两眼一亮，说：“这个罐子是干什么用的?”栓保不好意思一笑，说：“当年腌制咸菜用的，现在嫌它有点小，就不用了。”康乡长把瓷罐搬到光亮处，用手小心地擦拭了一下，说：“哇，这是宝物啊!”栓保，还有老贵都眨巴着眼睛，好像不明白康乡长的话。康乡长说：“这个瓷罐不是一般的瓷罐，是唐三彩。”栓保说：“不可能吧，是俺爹活着的时候用两个鸡蛋在集市上换来的。”康乡长摇了摇头，接过老贵递过来的一块破布仔细地抹拭着，得意地说：“你们瞧瞧，这个瓷罐绝对是唐三彩。”老贵一愣一愣的，说：“康乡长，你可看仔细了。”

康乡长说：“你们瞧瞧这造型，这彩饰，这釉色，有一种斑斓富丽的艺术效果。”

老贵说：“为啥叫唐三彩呢?”

康乡长侃侃而谈，说：“这种制陶工艺是从唐朝时期开始的，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同时使用红、绿、白三种釉色，经过高温烧制后，三种釉色相互交融，三彩就变成了很多的色彩，形成了有原色、复色的斑驳淋漓的多种颜色。据说这种玩意由于在制作过程中釉质的自然下流，烧制好的唐三彩会产生许多复杂奇妙的变化，因此，没有任何两件唐三彩作品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康乡长一席话，把老贵和栓保搞得目瞪口呆，傻了一般。

栓保说：“可是，可是，这宝物对我来说也没啥用处，也不知道有人要没有?”

康乡长说：“这样吧，我出3万块，你卖给我如何?”

栓保惊喜地说：“真的?”

康乡长说：“不骗你。”

栓保就慌乱地点了点头。

老贵也松了口气，说：“梅花这下可以上大学喽。”

第二天，当康乡长交给栓保3万元要把瓷罐抱走时，梅花红着脸说：“康乡长，这个瓷罐既然是唐三彩，肯定是我家祖传的东西，所以我不想让它流落到他人手中。”

康乡长眨巴着眼睛，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梅花说：“康乡长，你要保存好这个瓷罐，5年后，我用4万块把它赎回，中不中?”

没想到是这样，康乡长一时说不出话来。

梅花说：“康乡长，你要不同意，就请拿走你的钱，把瓷罐留下。”’

康乡长说：“那好，5年后你可以赎回，但不是4万，是10万!”梅花沉默了片刻，就使劲点了点头。

梅花在大学里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一家公司聘为副总，年薪20万。

在老贵的带领下，梅花辗转找到了康乡长。康乡长又惊又喜，他抱出那个瓷罐，说：“闺女，实话跟你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瓷罐。”

梅花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说：“谢谢您!我当初就知道是个很普通的瓷罐。”

康乡长很是意外，说：“那你为何还要赎回去?”

梅花说：“做人得讲良心……当年要不是您出手相助，我不可能有今天。”

老贵有点明白又有点糊涂，说：“康乡长，既然您知道是假的唐三彩，为啥当年提出要让梅花拿10万元来赎回?”

梅花抢先插话说：“老贵叔，康乡长一是不想让我赎回这个假的唐三彩，二也是在逼我学业有成，干出一番事业啊。”

康乡长欣慰地说：“梅花，我只拿回属于我的3万，其余的7万你捐给村里如何?”

梅花同意了，一张笑脸如同盛开的梅花。

大众读者

（加拿大）里柯克

十个街区内最大的书店的销售经理，是不会看不准顾客的。他当然知道，作为一个教授，我根本不是什么好主顾。正如所有逛书店的教授一样，我来到书店无异于一只黄蜂飞向一罐敞开的橘子酱。他知道我会在店里赖上两个小时，最后不过买一本重印的《柏拉图对话录》，或其他类似的陈旧货色。

他瞧不起我，但一个教授站在角落里埋头读书的形象能使书店生辉。正是这一点，让我有机会见识他那些与他真正的顾客打交道的手腕。

“你肯定这是史拉什最近的作品吗？”一个穿戴入时的妇女在问塞里耶先生。

“噢，没错，拉塞里叶夫人，”那位经理回答说，“我向您保证这是他最新的作品。真的，它们昨天才到哩。”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一堆大大的书。我能看清书名那两个烫金字——《金梦》。

“噢，没错，”塞里耶先生重复道，“这的确是史拉什先生最近的作品，它销得可好啦。”

“那就行了，”那位女士说，“你知道吧，有时候还真容易上当：我上个星期来这儿，买了两本看样子很棒的书，我回到家里之后才发现两本都是旧书，是六个月以前出版的，我记得是。”

“噢，天啦，”那位经理以抱歉的口气说，“拉塞里叶夫人，实在对不起。请让我们派人去把它们取回来，换别的书给您吧。”

“噢，那没关系，”那位女士说，“我当然不会去读它们。我把它们给了我的女仆。反正我估计她是看不出新旧来的。”

“我想她看不出来。”塞里耶先生说道，露出一丝居高临下的微笑。

“那么，这本书，”那位女士说，同时慵懒地翻了翻，“这本书好看吗？是讲什么的？”

“这可是一本极其动人心弦的书，”塞里耶先生说，“事实上，是大家手笔呀。评论家们都在说，本季度最动人的书恐怕是非此莫属了。”说到这里塞里耶先生停顿了一下，“它有一种——一种——力量，就这么说吧，一种很不寻常的力量，真的，”他举了一个自己更胜任例举的理由，补充说，“它的销量非常之大。”

“你们好像还有好多没卖掉。”那位女士说。

“噢，我们不得不大量备货呀，”经理回答说，“来买这本书的人源源不断。的确，你知道这是一本必定会引起轰动的书。事实上，在某些地方，有人说这本书不应该——”说到这里塞里耶先生把声音降得那么低微，一副投人所好的样子，我压根儿没听见他的下半句。

“噢，是嘛！”拉塞里叶夫人说，“那好，我想买了算了。无论如何，也该看看这些招来纷纷议论的东西讲的是什么。”

她已开始扣手套的扣子和重新调整毛皮围巾，这条围巾已接二连三地把复活节卡片从柜台碰落到了地上。

“噢，我差点儿忘了，”她说，“你们能顺便也送点什么书到我家供拉塞里叶先生读吗？他正准备南下到弗吉尼亚去度假。你知道他喜欢读些什么，对不对？”

“噢，一点儿没错，夫人，“那位经理说，“拉塞里叶先生一般读的是——呃——我想他主要买的是——呃——”

“噢，旅游读物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那位女士说。

“太好了。我想我们这儿有拉塞里叶先生爱读的书，”他指了指左边书架上那排漂漂亮亮的书。

“我想这些书他都读过了，”拉塞里叶夫人说：“至少我家里有很多这一类的书。”

“噢，很可能。可您瞧这儿，《在科孚岛食人族里》——噢，是的，我想这本他有了——不过这一本书我敢肯定他会喜欢，今天早上才到的，《在新几内亚的猴子们中间》。每本十块，实价。”

说着塞里耶先生把手搭到了一堆新书上，显然这堆书的数量不亚于《金梦》。

“《在猴子们中间》。”他重复了一遍，那神气几乎像是在抚慰那些书似的。

“看来价格相当贵。”那位女士说。

“噢，是挺贵的——贵极了，”那位经理热情洋溢地重复道，“您瞧，拉塞里叶夫人，贵就贵在插图上，价真货实的照片。”——他用手指快速地翻动书页——“价真货实的猴子，用相机拍摄的；还有优质用纸，您一看就知道了。事实上，夫人，这本书光制作成本就花了九块九毛钱。我们当然盈不了什么利，但我们还是喜欢卖这种书。”

于是拉塞里叶夫人非常自然地买下了《在新几内亚的猴子们中间》，接着塞里耶先生叫一个部下记下了拉塞里叶夫人的地址，然后点头哈腰地送这位女士出了店门。

回到柜台边的时候他的举止与先前判若两人。

“那本猴子的书，”我听见他对他的助手说，“会很难销。”

（有删改）

麻雀

周立波

三天以前，上海提篮桥西牢五层楼上九号房间的小陈，在午睡时间，捉住了一只飞进铁门里来的麻雀。他从白色斜纹布的囚衣的袖子上，撕下两片小布条，缠住它的脚和翅膀根，藏在叠着当凳子坐的三条绒毯的背后。晚饭后，这件事情被许多人知道，近边几个房间里的年轻点的人都要求传过去看看。在外面，谁都不会喜欢麻雀这种过于平常的小鸟，但在囚房里，它变成了诗里的云雀和黄鹂。

传到我们房里来，我把它放在手掌上，要它尝尝我们特别为它留下的饭粒。它不吃，眼睛只望着铁窗子外的一小块还很明亮的天空，拍动它的小翅膀，想飞出去。它真像一个第一次被捕的囚人，没有食欲，而且是极度的不安和焦躁。

大家决定把麻雀留到第二天中午再放，并且请它顺便带封信出去。写上这样一句话：

“请爱惜你的每一分钟的自由，朋友。”

我们发出快乐的笑声，这是在牢监里的十分愉快的一晚。麻雀从后面的房间传回，传到十二号房间的隔壁，小柳伸手到门外去接，没有接到麻雀，手被一个人的皮鞋踢了一下，通夜不熄的昏黄的电灯的光亮里，二十七号英国人的高大肥胖的身子显现在他的房间的前面。

二十七号是狱卒里面的有名的人物，他的有名，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全监狱的所有的橡皮鞭体罚，都是由他来执行。他的样子不凶恶，红润的、丰满的脸上倒是常露着笑容。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脾气，常常是出人意外地，他停止在什么人的房间的前面，用生硬的上海话问道：“喂喂，讲给我听听，猪头三是啥意思，嘿？”刚说完就走，并不等待着回答。显然的，他只是在欣赏自己说的这句中国话的发音。和别的英国人一样，他常常无缘无故地打打人玩玩，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不用手打，总是打开囚房的铁门，从黄色制服的裤袋里拖出粗短的黄色警棍来，手捏着棍身，用那系在柄端的白色细麻的绳圈，在你的手背上、眼角上随意地抽打两三下。给你留下两三条精致的、红色的鞭痕以后，他用生硬的上海话，嘱咐你：“下次当心。”就关上铁门，心满意足地走了，在他的背后，留下一阵风。

麻雀就是落在他的肥大的手掌里，他把它丢在走廊上，用他穿着硬底皮鞋的右脚踩在它身上，抄下小柳的号码，他心满意足地走了，在他的背后，留下一阵风。

那一夜，我们都睡得很迟，也再没有人说话。这狭小的囚房显得更加的狭小，这三面深绿色的墙壁，一面深黑色的铁门，好像都在追拢来，迫得人透不过气。我们同房间的三个人彼此避开着眼睛，谁也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这时的感情。

第二天早晨，打扫走廊的囚人捡起麻雀的尸体，抛到了窗子外，我们好像看见我们对于自由生活的一个黄昏的快乐的梦想也被抛到了窗子外，剩下来的只是铁门、饥饿、无聊、英国人的皮鞋。

第二天，小柳被判决吃三天冷水饭。冷水饭是一个恰当的名词。翻译这名词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着精妙的感觉的人。这不是在你吃的米饭里放些冷水的意思，而是原来只能吃到半饱的定量的米饭，每顿再要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二。两三口吃完一顿饭以后，眼睛贪馋地望着空的盛饭的洋铜罐，全身真像淋了一大瓢冷水。

去年冬天很冷。小柳扯下了牢牢地缝在棉裤腰上的一条紧裤的带子，每天晚上用来扎紧盖在脚上的绒毡，免得被掀开，透进风来，吹得全身整夜都冰冷。后来二十七号查到了这一条带子，他认为这是小柳想要自杀的证据，他很郑重地从别的牢监里叫了一个懂得外国话的囚人，替他做翻译。他首先问小柳为什么忽然想要上吊了。小柳很吃惊，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只是怕冷。他不相信。小柳告诉他，自杀的行为是和他的人生观绝不相容的。还是不相信。不知道为什么，二十七号在那天显得特别的仁慈、和蔼和聪明，非常爱说话。他向小柳开始了一篇相当长的，关于“家庭和自杀”的讲演，首先他赞美中国人浓厚的家庭观念的可贵，其次说明了英美的家庭和中国的家庭的不同，这中间，为了增加他的演辞的风趣，他还用上低音唱了一曲不知谁作的《甜蜜的家》的短歌，并且引证说，孔夫子也曾经说了“甜蜜的家”是很重要的。孔夫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说过“甜蜜的家”的呢？我没有读过《论语》，不知道。

那一番对话，只引到了那个预备好了的判断，就是，小柳一定会自杀，而且就在当天的晚上。当一个人的青春的生命的火簇正熊熊地烧着，正在渴想着自由和生活，对祖国和人类光明的愿景抱着热切的希望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走到你面前，带着悲悯的眼睛，说你一定会上吊，而且就在当天的晚上，你会以为这是和你开玩笑，但是，这一切在这里面都是只能叫作严肃的，而且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冬天太冷了，为了一条小小的裤带的缘故。

为着“人道”，也许是为要替中国革命“保存”干部的缘故，那一次二十七号灌了小柳三天冷水饭。这一次因为麻雀的案子，又是三天。小柳拒绝了我们代吃冷水饭的请求，他说：“我这几天也实在吃不下饭去，我好像有点神经衰弱的样子，总想着那只麻雀……”

1941年11月1日，延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