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着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郭沫若）》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梵高的《向日葵》、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或莫扎特的《第25号交响曲》都被视为艺术作品。我们必须区分艺术作品和普通物品。

乍一看，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相似的。

首先，艺术作品和普通物品都来自人工生产。艺术家制作的作品或工匠制作的物品都是与自然生产相对立的所谓“人工”生产的结果，不同于自然物。而后者，例如蜜蜂建造的蜂巢，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这些昆虫的本能。任何不需要思考的本能生产都是自然生产，艺术作品和普通物品在产生之前经过了人的理性思考，因此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都是人工生产的结果。

其次，它们是由同一工具制成的，即艺术家的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手是技术在人体的体现。因此，艺术作品是一种技术现象的结果，就像木匠、面包师和橱柜制造者等工匠创造的所有普通物品。既然人的所有产品都是通过手的技术而产生的，那么艺术作品也只是技术现象延伸的产物。因此，艺术作品和普通物品都来自以手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的技术，这两个元素在逻辑上是相似的。

再次，它们都是人类工作的结果。在尼采看来，“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复杂的，但没有一个是奇迹”，也就是说，艺术和技术一样，都需要人们付出大量的工作。因此，艺术家并非超人，而只是一个提供大量工作来制作艺术作品的人。例如，莫扎特的作品经常被归功于他的天才，然而尼采却认为，这位艺术家并不是天才，但他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力量，使他能够创造出艺术作品。

然而，创造的果实是否真的表达了同一件事？它们没有自己的特点吗？前面所说的相似之处真的有效吗？事实上，只要人们试图围绕艺术作品建立一种智性思考，并坚持不懈地理解它的性质，就会意识到它与普通物品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被同化。

艺术作品不能与普通物品混为一谈，只有拥有天才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它。与尼采所捍卫的论点相反，仅有工作并不足以让人能够创造出艺术作品，他们要拥有天才。事实上，尼采提出的高强度工作只会让人获得“天赋”，即一种可以传播和传授的技术掌握能力。但是，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创造出一件艺术作品时，他无法传授他所遵循的规则来让另一个人也实现这一结果。工匠拥有重要的技术掌握，这实际上是天赋，而艺术家拥有天才，这使他能够通过创造新的规则不断发展艺术世界，这是他艺术作品的基础。康德认为，工匠要生产东西，需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美，艺术家将创造自己的规则，这将由他自己的天才来决定。艺术作品和普通物品，一个是来自于天才，是独一无二的，而另一个是遵循已有的规则。

再有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与工艺品的生产不同，艺术创作中存在某种自发性。根据萨特的观点，对于物体来说，本质先于存在，也就是说，普通物品在被制造之前首先被定义。因此，当一个工匠决定生产一件物品时，他首先要有这个物品的想法，从而在制造它之前有相应的计划。而对艺术家而言，没有预定的规则或指令让他创作作品。因此，创作是随着艺术家的想法的演变而产生的。艺术作品的创作必须是不可预测的、不假思索的和自发的。遵循预定的创作路径会使作品失去有趣和令人惊讶的特点。例如，当毕加索开始画画时，他事先并不知道它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他不得不机械地应用规则，如果它的创作的本质先于它的存在，那么它将仅仅是一个缺乏自发性和神秘性的普通物体。

此外，根据哲学家柏格森的说法，艺术作品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而普通物品只向我们展示物体的实际效用。

（材料来自法国高考哲学写作范文，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庄子哲学中的重要关系。庄子的《养生主》不仅牵涉与知识领域、现实实践等相关的思考，还寄寓了庄子对宇宙流行及生命价值的理解，内容丰富，意蕴深远。

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天人观念的生成是宇宙论乃至于人生论的基础，天人关系理论构成了道家学派哲学思辨中的重要部分。《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已经体现出相当清晰的天人逻辑关系。郭象注《庄子》时提出“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这就是说，庄子对“天”这一概念的使用首先是自然意义上的，表明天与客观物质世界紧密相关，是自然事物的总称。在《养生主》中，庄子充分肯定了天人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应当给予区别：“‘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可见，庄子在此对天与人做出了明确划分，天人相分于是构成了庄子养生学说的逻辑起点。在庄子看来，天人之分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不仅如此，天是人的存在根据，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人的因素。此处，天与人之别集中体现为自然天成与人事造作之别。“天与”“人与”一句的关键逻辑在于，无论是提问者还是回答者，都将天与人并列而谈，认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因素。回答者则进一步在天与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认为人事与天道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反映于人身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天之作用，展现出庄子天人相分的基本观点。概言之，庄子对天人之间差异性的强调，既是想以此确立起天人相分的基本逻辑，也是为论证天相对于人的优先性做理论上的说明与奠基。

庄子在延续并发展老子生成论的基础之上，在养生思想中进一步确立了“依乎天理”、以人顺天的实践准则。在《养生主》中，这套实践准则集中体现在“庖丁解牛”的著名寓言中。“庖丁解牛”表面上是庄子对解牛技艺的阐述，实则意在触及身处复杂万象中的人调适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经由“解牛”意象的隐喻，可以清晰看到庄子将作为实践活动的“技”与“道”联系起来，寻求二者的相通之处，“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无为，在运行中表现出合规律而又合目的，因此带有主观创造性的“技”也必须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唯此实践活动才能成为自由的创造性活动，这就是庄子的理论落脚点所在。这便是寓言结尾处文惠君由此所悟之道的实质：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依乎天理”是其中的线索和关键。故此可以认为，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养生的根本方法是顺应自然。反之，若不尊重客观规律，就无法进入自由的境地。人的自由的获得在于主观精神与客观规律相一致。就养生问题而言所带来的启示是，唯有明确天人之别，并顺着自然的理路，作为常法，才是养生的可能路径。

庄子对“保身全生”的重视在《养生主》首章中便有体现。其提出“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体现出庄子在生命实践领域的核心追求。在庄子看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是养生的四个重要层次，四者的达成必须以“缘督以为经”作为必要前提。“督”，即人体之“中”；“尽年”，指尽天命之年，即生命实现自然意义上的完成状态。人就与自然规律发生联系，天人关系在此构成了个人生命成立的必要基础。人在宇宙间生存则必然与外部世界产生交互，无法仅仅困囿于一身，而是要适应天地宇宙的法则。人就算达到自身的极限，也仍然无法超越天地之无穷。庄子站在道家天人和谐的立场，提倡人须超越自身的有限性，用更为广大的、无限的观点去理解宇宙，避免因走极端而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人性的存在和超越，首先必须落实在“全生”“安命”的层面。在此基础上的“全生”“安命”不仅仅是求得生命的保全，还强调精神的齐全和完好，即天人之间的和谐。庄子认为，如果能忘记世俗荣辱观念，就不会有心为善以求名利，也不会有心为恶遭致刑法，自然也就能实现保全身躯、护全天性、奉养双亲、享尽天年等目的。人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时时刻刻、无法避免地参与着与天地万物的沟通，因此天人和谐必然是成就完满生命的基础，是经由养生而达到自由之境的必然条件。

《养生主》篇以“秦失吊老聃”之喻作结，从“安时”“处顺”两个角度说明天人之道的相通性。寓言的主要内容为，老聃死后其好友秦失来吊，却只哭了三声，有人因此责怪他对朋友没有感情。庄子借秦失之口对其养生学说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这就是说，老聃是应时而生，应时而死，此乃顺天之理。若不能够洞明这一点，反而执着、局限于其中，则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的行为，亦即“遁天之刑”，古时称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推而扩之，视生死如一的态度，是能够体悟天道并与之为一的具体表现。在此，庄子引入其养生思想中的重要结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这就是说，安心适时地顺应变化，哀乐的情绪便不能侵入心中。庄子人天合一的境界追求更明确地体现在“薪尽火传”的比喻中。“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这就是说，烛薪一定有烧完之时，火种却可以传递下去；虽然形体逝去，精神却可长存，实现价值的延续和超越。“薪火之传”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养生之道重在精神而不在形体，这也正是上达天道、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契机。

（摘编自李闫如玉《〈庄子·养生主〉中的天人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