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是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具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神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教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又”“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全”；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咸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放，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的繁荣发展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远至传统山水画和文人画的迭变，近至20世纪中国画的时代变革，中国画一直在“守”与“变”中实现着形式更新、审美衍变。无数中国画大家也在对“守”与“变”的不断探索中成就独具个性的绘画面貌、谱写时代高峰。新时代的中国画创作，同样需要在“守”与“变”中开拓新境、绘就时代新风。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意蕴。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同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国家方略，所以北宋山水画也多宏幅巨制，如《溪山行旅图》等名作，表现了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构图气势磅礴；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为祖国山河立传”光有扎实的技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有家国情怀，作品要呈现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意蕴，其中包括特定形式所呈现的时代审美意境以及画家的精神追求。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中国画创新既要守住精神，也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蹈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精髓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术观而不随波逐流。在这一方面，老一辈艺术家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他们的绘画中，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融会创新，恰恰建立在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上，此意学者当识之。

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在“守”与“变”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精神追求，展现新时代的审美风范。中国画的“守”与“变”，包含着对艺术传统的回望，也包含着对中华美学的回溯，更包含着对当代审美的追求，推动着中国画向前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着中国画特有的轨迹、精神和面貌，以民族艺术所应体现的文化自信，指导着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洪潮的《中国画的“守”与“变”》）

当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锺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