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之于元曲，莎士比亚之于欧洲文艺复兴，都堪称是标志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文艺界一直热衷于将两位大家在悲剧创作上进行比较。

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在设置人物来推动剧情发展上，都突出了主要人物的重要性和次要人物的辅佐性。他们的悲剧中，都只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人物。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中心人物自然是含冤赴死的窦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中，中心人物则显而易见地分别是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当然，莎士比亚的另外两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心人物是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两对情侣，但他们都是可以当作一体看待的。两位戏剧家的核心人物设置手法，区别于后来出现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主角、甚至多主角的戏剧人物设置。体现了较为保守的戏剧人物设置手法，符合单一戏剧线索的要求。

关汉卿的戏剧人物全部是善恶分明、正邪明晰的典型人物。正面人物就是一身正气、意志坚定、抗争到底的典型，反面人物则是狡猾奸诈、恶毒卑鄙、瞒上欺下的典型。这种人物的脸谱化，和中国戏曲的角色脸谱处理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体现了由于时代的限制，文人思维的固定性一时无法改变。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的人物则显得比较丰满和富于多面性。他所描绘的每一个英雄都有其自身不可消弭的缺陷：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奥赛罗的性急冲动、麦克白的好胜野心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性格共同的缺憾，这样的处理，使得英雄的形象既不被刻意夸大，又显得明朗鲜活、真实可信。

关汉卿的悲剧《窦娥冤》说的是劳动妇女受欺压冤枉的故事，所以主人公自然是社会的底层百姓，而且还是在封建时代地位最卑贱的女性形象。她们力量微薄，信任所谓的王法，寄希望于皇家任用的所谓清官，然而却总是事与愿违。这部悲剧既揭示了剧中主人公受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也颂扬了她们的坚毅反抗精神。而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则必须是贵族。这是由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和受到古代希腊罗马悲剧传统的影响造成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在拥有高贵血统和高尚灵魂的贵族男女身上，才有可能演绎灾难性的悲剧。而低贱的平民是没有资格成为悲剧主角的，他们的故事只能被写入喜剧中供人嘲弄。

造成人物命运的原因，中外两位戏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关汉卿的人物之所以最后陷入悲剧的结局，是因为社会势力和当权者的残暴，以及异族对汉民族的残害。所以，他会安排一系列代表社会病态的丑恶与奸邪，如抢劫、霸占、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等恶行来造成主人公的悲剧。可见，他表现的是悲剧的客观性。莎士比亚则相反。他强调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即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结局，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而应该由自己负责。另外，他的悲剧还存在人物被命运摆布，逃不出命运的宿命论色彩。

（节选自秦伊楠、贾宁的《闪耀在东西方的戏剧之星——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比较》，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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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十分看重个人的修心养性、品格塑造。

人格是人的精神属性而非生理属性，是人的超动物属性而非动物属性。只有在食、色之上另有追求，另有坚持，另有作为，才谈得上人格。儒家提倡的“以仁为人”就是对超越生理需要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的高度抽象。实际上，“君子”的人格要求和显现就是“仁”的人格化。孔子对“君子”的境界规定得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在“文”“质”之间把握得恰到好处。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指作为历史成果而保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如司马光所说的：“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所谓“质”指人内在固有的和坚定的伦理品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只有“质”还不行，还必须有“文”的形式教养，将外在形式与内在品质高度融合起来，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君子”。

孟子对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作了进一步延伸，即注重内心修养，发展“仁”的内在机制。他在《孟子·离娄下》中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他认为“君子”应时刻以“仁”与“礼”来“反求诸己”“为仁由己”，从精神上把“仁”化为自己的内驱力和社会实践。

而荀子则注重外在道德规范对君子的陶铸作用。他的《劝学篇》实是“君子之学”：“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他认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要求重建社会秩序，重铸道德修养，强调“治气养心之术”，“博学而日参省乎己”，从“外铄”上完善人格。

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不仅从外在的“礼”（即行为规范）向理想人格（即“君子”“贤达”“圣人”等）的形式（“文”）趋进，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内在心源上同“仁”（即主体意识的崇高化、道德化、价值化）相契合，从而达到文质彬彬、善美融合的理想境界。这一思想为中国艺术表现善和美的形象提供了理性范式，也为揭示人的复杂性开创了一条艺术道路。不仅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人格有分裂错位特点，而且创作者本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所表达的主旨、情感和思想，也往往呈南辕北辙、极难相融的态势，“文不如其人”的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这说明，要想达到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其路漫漫其修远兮，也反证人格修养之于作家、艺术家之重要与迫切。

（摘编自李明泉《儒家理想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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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篆刻艺术，其实就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以篆体文字雕刻的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又称印章艺术。作为国粹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以贯之及厚重的悠久传统。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向来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或自篆自用，或馈赠文友，钤记落款，观赏把玩，可从中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

考篆印之滥觞，当不晚于周代。当前所发现的最早实物，可确定为东周遗物，学界亦普遍接受“我国篆印源于春秋而盛于战国”的论断。但从当时篆刻艺术的成熟程度论之，此前当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商周时期普遍应用的甲骨文，就是以刀为笔，刻在龟甲兽骨之上而成的，广义而言亦可归入篆刻艺术之内。河南安阳殷墟曾出土过颇似当今印章的铜玺，字迹清晰，斑斑可考，或可视为印章艺术之先河。

古人崇尚诚信，因而对作为诚信物证的印玺十分重视。先秦时期，古风犹存，等级观念尚不严备，无论官印、私章，皆可称“玺”，且样式五花八门，美不胜收。到秦汉时，专制制度正式确立，社会等级日益森严，“玺”成为了皇帝王侯印章之专用名称，其他人的印信只能以“印”“章”“记”等名之，且尺寸、样式也有严格规定。汉代时，篆刻印章十分兴盛，到达顶点。考其原因，乃由于秦代实行“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字，独行秦国创制的小篆字体，而比篆晚出之隶、草、楷、行等字体尚未行世，故篆文居官方正式字体地位，因而大盛。另两汉社会稳定，冶炼业和手工制作业发达，使得汉印的艺术取得长足进展，水平空前，而成为历代篆刻家尊奉临摹之典范。

就制作方法而论，汉印多以黄铜浇铸而成，但浇铸前须将印文反刻于陶范内壁；而部分急就章乃直接用铜坯凿成，如“某某将军章”等；另有一部分乃就玉材而雕琢。因此，三者尤其是后两者被认为是现代篆刻艺术之始祖。

印章文字，有凹凸两种，凹者称阴文，凸者称阳文，也有阴阳合璧者。因印泥多取朱色，故钤盖印蜕后，阴即白，阳即朱，遂又有“白文”“朱文”之目。印面虽风韵万端，但也无非是依阴阳二体间组合搭配以求变化。阴文之美，无阳文之衬托则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二者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故而“分朱布白”“虚实有致”乃印人需潜心探索的治印之道。真可谓是高深莫测，奥妙无穷。

篆刻就布局而言，有字法、章法之分。字法乃用字写字之法。包括选取字体、反书于印面等环节。不同时代之字体，切不可出现于同一印章之内。而字之书写，乃印家书法功力的集中体现。而所谓章法，指将所有印文排列于印面的艺术，要力求疏密有致，彼此呼应，向无定法，气象万千，这应该是篆刻艺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即使印家刀法熟练，而章法却幼稚，亦绝无佳作可言。尤其是同一字两次以上出现于同一印章时，每字则不可取同。而成套成组之印章，须方方有别，显示其作者的章法功力。所以在设计印稿时必反复构思，用尽解数。当然既是印家，便多是“心中有字”“胸内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