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天的文化发展多元化，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文化发展的前提。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就是顺应社会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热心于民间文学，喜爱民间文学，而且把民间文学视作自己的思想文化资源，深切揭示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实质与规律。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民间文学中看到了民众的创造力，看到了人民大众的聪明智慧，和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深刻揭示出民间文学的实质、特征和价值，超越了所处的时代，超越了他们所生活的欧洲。

中国有礼失求诸野和通过风俗观察民心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总是强调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社稷安危的密切联系，强调亲民、富民。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非常重视团结和教育广大民众，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西方人类学等现代文化理论的吸收运用，又有李大钊、鲁迅、茅盾等学者的自觉不自觉的创造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魅力来自对历史与时代的总结，更在于其实事求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面对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难题，一个是如何面对中国和世界各民族民间文学历史发展问题，一个是如何面对新的历史时期一些民间文学面临灭绝的问题。特别是前一个问题，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面对的难题。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不断遇到新问题，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解民间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如何看待民间文学中的传统文化观念与信仰的问题，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及其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等问题。特别是如何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正义的中国。

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民族的灵魂，保存着中华民族神圣的信仰和信念，需要不断清洁自身，保持健康的发展，引导人民，服务人民。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潮，中国有多项文化遗产纳入世界保护名录，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为自己加深加重了保护的责任。同时，文化的生产性保护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文化产业的合理性开发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这就更需要我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需要深入研究文化发展的多重世界，既要重视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又要研究历史上文化发展的成败得失，特别是中华民族包括各民族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发展，在文化选择与认同中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旗帜，是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保障。

（节选自高有鹏《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文艺学》）

材料二：

民间文艺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广大人民过去和现在所创作、享用和传承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叙事诗、小戏、谚语及谜语等。这种过去长时期被忽略，乃至于被鄙视的“野人”的文艺创作，从单独一个民族说，它是那个民族整个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从众多民族说，它又是整个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民间文学作品，伴随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人们现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作品紧贴着现实生活，富于生活气氛和意味。

但是，现在有不少的文艺学者或作家，认为这种“野人”的文艺，即使有它自己的某些优点，但从艺术成熟程度说，是不能与专业作家的作品相比的。在他们看来，民间文学，在文学的国土里远离文学国境的中央地带。好像一谈到文学，就只有专业作家的作品才是合格的对象。这是一种偏见——不折不扣的传统偏见！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或众多民族的文艺学的论述，应该包括该民族或诸民族的一切创作成果及有关的现象在内，这就是“一般的文艺学”（或简称“文艺学”）。在一般的文艺学之下，还应该有侧重论述某方面现象的文艺学，即“部分的文艺学”或“个别的文艺学”，如“专业作家文艺学”、“民间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市民阶级的通俗文艺学），以及“原始文艺学”。

民间文艺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其研究对象的领域相当广阔，民间文学有它特殊的内容和艺术特点它的作者和传播者，它跟现实生活的关系，它跟同一社会里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

随着各国各民族人民力量的增长和他们政治、经济地位的解放和发展，今后对于各自民族的固有文化、艺术的搜集、研究事业，将不断出现涨潮的现象。

在我们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劳动人民所创作、继承和传播的语言艺术，不管怎样，在学术界里，是应该受到跟它所具有的价值相适应的重视的。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天经地义”。

（节选自钟敬文《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

材料一：

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扩展与所研究问题的多样化，逐渐出现了许多无法用经典定量分析方法计算的“模糊量”。比如，对某个领域的家庭经济能力的评价，往往可以分为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等；对人的身体素质评价，身高往往分为高、中、矮，等等。这些便是量的模糊性，即模糊概念。为解决模糊概念与经典定量处理方法之间的矛盾，便出现了使精确概念模糊化的模糊思维方法。

“模糊”一词译自英文“Fuzzy”，在字典中除有“模糊”的含义外，还有“不分明的”和“边界不清的”的意思。模糊性是客观事物所呈现的普遍现象，主要指客观事物差异中的中介过渡的“不分明性”，或者说是研究对象的类属边界或性态的不确定性。虽然模糊事物没有绝对界限，但还是有相对的标准与合理性的。同时，模糊性中又允许主观性的存在，因为对模糊事物各人心目中的界限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承认一定的主观性是模糊性的一个特点。此外，人们心目中的界限又形成一定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因而其又是客观的。模糊性正是对这种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反映。

隶属程度的思想是模糊思维的基本思想。例如，我们描述“年轻人”这一模糊概念的隶属程度，在面对人在多大年龄算年轻人的问题时，可以给出一个模糊范围。这样，100个人或许可以给出100个年龄范围的模糊集合。

由于大多数事物具有模糊性，这就要求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时采取多值逻辑思维，即把过去的{0,1}二值逻辑推广到[0,1]闭区间上任意取值的多值逻辑。可以说，模糊性是精确性的推广和延伸，而精确性则是模糊性的极端。所以说，精确性和模糊性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研究事物的模糊性时，切不可忽视事物的精确性。正确理解和处理精确性和模糊性的关系十分重要。

客观世界的许多现象都是模糊的，如果对这些模糊概念仍采用传统的方法，即所谓经典思维的方法去处理和研究，将会得出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结论，更不会促使模糊控制机器人、模糊控制汽车、地铁等产品的出现。因此，在处理问题时，要弄清楚哪些是精确现象，哪些是模糊现象，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再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模糊聚类分析、模糊模型识别、模糊评价、模糊决策、模糊线性规划、模糊控制等方法，构成了模糊思维方法应用领域的重要手段。

目前，模糊思维方法已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应用，并取得了具体的研究成果。比如，模糊思维方法在土壤评价中的应用，模糊思维方法在经济效益综合评价中的应用等。此外，在工农业、经济、生态文明、国家治理、政策评价等各个方面，无不渗透着模糊思维方法的应用。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是模糊思维方法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而言，模糊综合评价是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从多个因素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价的一种方法。

目前，模糊技术的应用和模糊产品的开发十分广泛，像洗衣机、微波炉、照相机、吸尘器、空调、电冰箱、电视机、录像机等，都贴着模糊控制的标签。此外，模糊控制的无人驾驶模型，成功地把模糊逻辑应用于航天飞机的对接和姿态控制及星际跟踪系统等许多尖端技术领域。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5G、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模糊控制技术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将模糊思维方法应用于控制领域，可以更真切地模拟人脑思维和判断，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选择和控制，从而推动智能化新技术发展。

（李群《重视模糊思维方法的应用》）

材料二：

什么是模糊思维？模糊思维是人们对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的思维，是意识的非确定性和若明若暗的投影。作家决不用严格量化的语言和完整的三段式来表达意境，塑造人物。这就是说，人们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多样性、深刻性，并非单纯来自明晰、精确的认识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相反，各种模糊思维形式和语言表达在人们的文往活动和知识文流中，有时更具有广泛、完美和高效的特征。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最初的构思常常是模糊朦胧的。作家贾平凹在他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后记中说:“我的一些作品，是在一种意会的但说不出的朦朦胧胧的意识中产生的……”当代很多小说的主题就较为模糊，很难用几句话把主题说清。如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文学创作中，模糊性的表现手法，都产生了相当强烈的艺术效果，它和某些精确描绘相结合，将使形象更为丰满动人。

总之，模糊思维不但作为模糊数学的集成名称存在，也是作为非自然科学的基本单位显现着。

（董小玉《文学创作中的模糊思维》）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