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视角下的工匠文化观

纪亚芸

《论语》一书中散见着许多关于艺术设计、工匠制作的经典语录，是探析当时工匠文化世界的重要视角。

器以载道——工匠文化之哲学。“器”是工匠改造自然之物所呈现的物质形态，即工匠的设计和创造；而“道”则是工匠在造物设计活动中所遵循的自然准则以及社会规范。《论语》一书多处论及“道”，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等，孔子更是将“道”视为人行为规范、价值理想的最高准则。器以载道，“道”与“器”两者相互依存，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器”的内在本质内容，而“器”则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工匠将万物之“道”高度概括为具体的形象特征，制作器物以象征具体事物适宜的特定内涵，也就是“立象以尽意”。“器以载道”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工匠推崇遵循“制器尚象”的造物设计方法理念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孔子同时也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既是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更是一切工匠活动的根本准则。器物承载蕴含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观念、思想和方式。巧夺天工的工匠活动涉及范围广，彰显“器以载道”的工匠文化哲学。

器以藏礼——工匠文化之文明。礼乐文化贯穿于《论语》并成为孔子的核心思想。“故钟、鼓、管、磬，羽、篇、干、戚，乐之器也……置、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礼记·乐记》）工匠对礼器、服饰、青铜器、建筑、车辆等器物的制造具体体现了礼乐文化的各种仪式制度，其对工匠活动同时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工匠器物的制作必须以“礼”为准，器物的使用必须以“礼”为度。“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通过器物的使用强调等级观念和社会秩序。礼乐制度规定了工匠制器的材质、装饰和纹样等，不同身份地位的使用者所用器物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因此工匠制作各式器物必须合乎礼仪规范，遵循礼制要求。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及的“礼”，实际源于古代的祭祀跪拜的礼仪，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等，孔子提出“礼”的根本即是以祭祀礼拜时虔诚敬重的精神态度对待人事万物。

礼制文化催生官营制度，使工匠分工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形成早期的工匠管理体制--民间工匠和官营工匠。工匠亦俗称为“工”“百工”等。春秋战国，“百工”制度逐渐趋于成熟。秦朝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大修土木工程，在军工、器具制造等方面制定严苛的制作标准，因此出现专业的工匠管理机构——将作少府。这是工匠活动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标志，促使了工匠文化的繁荣发展。

礼乐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推动工匠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工匠的劳动受到特定时期某一理论思想的指导或影响和管理制度的制约或规范，这是工匠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器以藏礼”使得工匠文化彰显出中华民族礼学文明崇高而神圣的独特精神意蕴。

（摘编自《上海工艺美术》2019年02期）

明武宗正德初年，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告诉我们，他那时候的道学如何被人嘲笑：是道也，君子所以治身，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而今学者讳言之，一有谈及，则互相告语以为笑。……一遇规行矩步、端言正色者，则嘲论纷起，诽谤横生，遂使学以讲道为讳。

讲道竟成了忌讳。不过这不奇怪，现代中国很多时候很多场合谈道德也是忌讳，要有勇气。以道学理想之高远为迂腐，这是古今不变的敌道学。

儒者高谈仁义道德、动辄尧舜周公，遂有“迂腐”之名——用今天的流行语说，“迂”者谓其高谈，“不接地气”；“腐”者谓其从古，“脱离时代”。此恶谥古已有之，但登峰造极、人人得而称之是在有道学之后，近世以来几乎成为“道学先生”的记号。

明代以来道学被抹上强烈的迂腐色彩，有平民声音竞起的原因（例如俗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这倒不是意味着以前骂迂腐的少，而是意味着这时庸众的行为得到了更多记录和反映。同时，也有自身的原因，其中道学宗师程颐本人，就关系甚大，俨然成为酸腐、古板、严厉型老先生的老祖宗。 

后人的认识中，伊川先生程颐有个标准像——板着脸讲道理。而这大约是实情。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程颐见哲宗小皇帝折柳枝，便予以斥责，教训了一番大道理，如仁民爱物之类，且不免搬出祖宗法度为辞。无论谁对谁错，后人中除少数将此事与程颐以道学制衡皇权的理念联系起来，多数是同情哲宗，视程颐为不近人情，跟小孩过不去，矫激，乃至虚伪做作。

在程颐的榜样作用下，从其门人开始，道学后生模仿程颐的仪态辞气演变成群体行为，从而达到这种程度：人们一看到“规行矩步、端言正色”，马上想到道学；或者反过来，一说到道学，马上想到行为保守、不苟言笑、得理不饶人等等。流风所至，卫道宣教的文学作品也依着这个路数塑造主人公。

历史上，小程子确实严肃，常是一副凛然如霜模样，似乎比较无趣。连朱子、王子对他也颇有微词。《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朱子评二程兄弟：“明道（程颢）终是和粹，不甚（如伊川般）严厉。”王阳明对程颐的脾气更加不满，在论《论语》“吾与点也”章时，不忘拎出小程子做反面教材： 

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其瑟来，何等狂态？及其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

综观青史留名的道学家，像小程子这般生性严厉的其实凤毛麟角。胞兄大程子之和，朱子之趣，王子之狂，千姿百态。翻开《明史•儒林传》，各派人物众多，只能找到胡居仁一人特别严肃拘谨：“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另外明末董其昌提到，东林讲学领袖冯从吾“矜庄”：吾党爱周望之简易，而惮仲好（指冯从吾——鑫恣注）之矜庄，不敢以狎进，私戏之曰“此食生（豚）肉者”，谓其有意于两庑之间也。

周望之从忌惮冯从吾的矜庄到揣度冯从吾有意身后之名，等于是说道学的虚伪。这代表了大众的思维习惯。胡居仁、冯从吾都是程朱一派，自从小程子示范于前，道学对气质本庄肃者会格外有吸引，其他人则更多是做样子。真诚者尚不免毁谤，模拟者更可想见。

若能平心看待，小程子身上呈现的那种紧张感本是儒家所认可，王阳明非之不是。孔子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说的就是这种紧张。严于礼法、讲究原则其实是健康社会的必要素质。

(摘编自衷鑫志《“迂腐”与“虚伪”:被丑化的道学》)

以英雄精神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

李军

“本事大”往往是“英雄”的第一概念，最直接的表现是“武功或者法术高强”。但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技能概念，而是一个行为概念——学会七十二变之后的孙悟空并不能立即成为英雄，直到他用七十二变的能力降妖除魔后才成为了英雄。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位69岁坠入粪池的工人献出生命后引发全国大讨论。那个年代，大学生有多金贵众人皆知，于是“金子换石头，值不值”的论题就显得扎眼。“值不值得”的论调是一个逻辑伦换：把行为偷换为技能。因为在这场交换中，他们把“人”视作了可以估价交换的商品，在这场交换中，“人”的价值只表现为自身的技能，而完全罔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值不值得”论调者往往认为只有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才强调“英雄”，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功利主义认知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因此对每一次个人的牺牲都持怀疑态度。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上对很多历史上舍己为人英雄行为的“质疑”，都有这个套路的影子。

且不说功利主义思想出现后，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来看两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一是原汁原味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有一个援助平民村落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玩家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对战斗技能的熟稔，而是尽力去满足他人的意愿。今天，你证明了自己的英雄之心。”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英雄精神何其相似！第二个例子更为实际：最近震惊世界的佛罗里达枪击案中，出了一个少年英雄——15岁的美籍华人王孟杰。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为了给同学争取逃离时间留下来抵住了大门，多处中弹而牺牲。未成年人面对险境没有选择“保护好自己”，这似乎与部分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有背离，但美国人却给予了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星条旗的最高英雄待遇。

这说明，在“英雄”的定义和价值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评价上的矛盾，舍己为人是全人类社会所推崇的美德，几千年来从未变过。“英雄"不是论价而沽的商品，而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粘合剂。所有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都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来衡量英雄的成色是可笑而鄙猥的。

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思绪越来越浓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成为“陌生人”，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下，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把日益被物质生活割裂的人格重新黏合起来的最好办法，而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正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的高级表现形式。无论历史和现代，对英雄的共同纪念和推崇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每个有意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将这种行为和精神视为珍宝。

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对英雄精神的学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英雄行为的机械学习。在能力达不到英雄级别的情况下，要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屡屡强调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的原因。但见义智为不是见义勇为的反面，不是见义不为，不能混淆或者有意偷换。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英雄精神来培养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光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取向最终会让社会中的自己受益。

摘编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