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按照西方经济学上的一般定义，凡是被普遍接受的支付工具，都可以看作是货币。虚拟货币仅仅是在特定社交场景下，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电子支付工具，因此不是数字货币。比如， QQ币就是可以在腾讯公司旗下相关游戏中使用的一种支付工具，离开了腾讯游戏的社交场景，就不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支付工具了。大家所熟悉的比特币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只是比特币在技术上比 QQ币更加完备而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比特币并不算完全意义上的数字货币。

如果一些数字资产能够被全社会普遍接受作为支付工具，那么这些数字资产就可以被称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可以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发行的，也可以是由私人部门发行的。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被称为法定数字货币。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进行封闭测试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就是一种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也可以由私人机构发行，例如脸书公司（Facebook）正在开发的天秤币（Libra）。在正式上线运行之后，全球将有超过二十亿的用户在该平台下各种交易场景中使用。如此大规模的使用和广泛的接受使得天秤币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货币。

（摘编自范志勇《数字货币由何而来》）

材料二：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目的是解决“物物交换”的不便。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货币在发展过程中被不同的价值符号所代表，从金属货币、纸币、电子货币到数字货币不断转变。每种不同的货币形式代表了人们不同的信任形式。比如在金属货币时代，人们所信任的是金属的价值；在纸币时代，人们信任的是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数字货币时代，人们信任的则是现代技术和货币的信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两项基本职能，而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是派生性职能，可以让货币更具活力和竞争力。一种货币能否很好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是衡量其是否受欢迎的基本因素。法定数字货币相较于虚拟货币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发行主体信用高。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是央行，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则是私人，央行的信用高于私人机构的信用。二是价值稳定度高。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保障，与法定货币是价值等价关系，价值稳定。虚拟货币则忽高忽低，价值不稳，无法实现价值尺度基本货币职能。三是群众普遍接受性高。法定数字货币是“中心化”货币，能够得到有效监管，而虚拟货币是“去中心化”货币，容易作为洗钱和恐怖犯罪的工具。

任何一种货币的形态和生命力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法定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与现金、硬币具备相同的法定性质和职能，但也具备一些显著优势。一是制作成本低。纸币容易被伪造，且破损概率大。而法定数字货币成本低，便于流通，节省印刷成本、储存成本、运输和安保成本，交易快捷方便。二是监管便利。法定数字货币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密码学等原理，可实现数字化记录和追踪，有效监管货币来源与去向。三是应用场景多。微信、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但其本质不是货币，人们可以拒绝此种付款方式，而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币，人们不得拒绝。数字货币支持离线支付，在没有网络情况下，碰一碰即可支付成功，微信、支付宝只能在网络情况下转账或支付。因此法定数字货币更能满足数字时代人们生活便利需求，成为受欢迎的货币。

（摘编自赵莹《法定数字货币如何成为广受欢迎的货币》）

材料三：

数字货币处于测试早期，目前主要侧重在支付场景方面。从支付功能来看，中国已经有微信和支付宝，央行数字货币仅从流通中介和支付角度带来的功能性改善并不大，但对安全性和反洗钱的作用将会比较突出。DECP目前在全国东南西北选择了有各自特色的试点城市，开始对各种应用场景进行测试，特别是最近推出的深圳红包测试，是一个选择比较巧妙的并只对收付这样纯粹功能的测试。目前切入点主要是替代 MO（流通现金），当验证成功并全面推广完成后，其对Ml（现金十存款）甚至是对 M2（Ml＋金融产品）实现替代也很容易，如何与现存支付融合并实现平稳替代，可能是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 DECP目前设计是提供流通支付免费，这将会对目前支付机构造成比较大的冲击。DECP数字货币将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结合数据资产相关方面进行改进，发挥更大作用。DECP设置离线功能，目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特色，但从货币介质替换角度看，通常并不会实现完全替代，货币模式的替代则相对比较彻底。事实上，目前数字货币需要给现有的纸币留有余地，在优势领域发挥特长特色，同时为一些传统活动保留生存空间。

（摘编自王志诚《打牢基础建立共识，稳妥推进数字货币》）

材料一：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禹贡》虽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但也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对见于典籍记载的重要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等都做了记载和简要考证，并不局限于西汉一朝。作者班固比较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初具雏形。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也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做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知道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繁荣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研究的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与儒家经典和传统正史的理解有关的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很多乾嘉学者致力于此。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二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空迁，后者却涉及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背后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成为专门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由顾颉刚等发起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起初仍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1935年，《禹贡》开始以The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地图编绘、行政区划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材料二：

历史地理学在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的庞大家族中，具有独特性，即空间过程和时间过程相结合。英国近代地理学创建人麦金德，主张地理学者应当尝试重建过去的地理，如果不是这样，地理学就只是当代现象的描述，只有加上时间的尺度，才能考察变化的过程，并显示出今日的地理只不过是一系列阶段的最新一个阶段。

历史地理学的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的特征，体现了发生学原理的应用，意味着对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的空间关系的研究，要从产生、形成、演变的过程来探寻其规律，这是近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而地理环境的演变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过程，如长江三峡、黄土高原、长江三角洲等地貌的形成和演变，时间之漫长达到十万至数千万年；我国许多城市的兴起距今已有1000年，而像武汉如从原始部落聚居算起，距今已达4000～5000年，从原始城址的出现算起距今也有3100～3600年。这种形成的演变过程，只有全面系统地进行观察和研究，才能探寻出规律性的内容。有了客观的规律，方能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材料一：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历来就是国之大事。几十年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其中科技的贡献有目共睹。

科技选种育种对粮食增产作用巨大。比如作物全息定域选种，是在作物具有强遗传势的部位选种的方法。实验证明，玉米的强遗传势区在果穗中下部，选用这一部位的籽粒做种，比用顶部的籽粒做种增产35.4%。高粱果穗上部的籽粒充实饱满，生长力强，在结实丰产方面有较强的遗传性，选用上部籽粒做种比用中部籽粒做种增产6.4%~10.8%。任何作物随着本身遗传性状的改良，生产性能会不断提高。我国水稻种植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高秆品种改为新培育出的矮秆品种，该品种耐肥抗倒，单位面积产量比高秆品种增加30%以上。1986年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历经九年艰苦攻关，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成功，又使单产比常规品种增产15%~20%。专家预测目前正在培育的超高产品种，将比现有品种在单产上提高近一倍。

科学技术可以改善耕地条件，进而扩大某些粮食作物种植区域，还可以提高粮食生产过程中有限资源的利用率。例如在实施塑料薄膜覆盖后，土壤一般可增温2~5℃，覆盖期内地表积温增加200~300℃，从而使作物适宜耕作区的纬度向北推移2~4°,海拔提高1000~2000m。由于该技术可应用的作物范围广，一般增产幅度可达30%~50%。同时，地膜覆盖能使耕层土壤含水量提高2.77%~4.55%，每亩土壤蒸发量减少100~150m³。单位农产品的平均耗水量减少一半，就相当于灌溉面积扩大了一倍。

农机装备技术的进步也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我国农机装备技术发展极为快速。机械设备如深松机、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等逐渐被推广使用的同时，很多新技术也在其中得到应用。如卫星导航技术结合电液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可实现农业机械按照预设路线自动精准行驶；遥感技术可应用于农业资源调查、动态监测、生物产量估计与农业灾害预报等领域；借助激光产生的红外辐射对水稻作热处理，既可干燥新收割的潮湿的水稻，又能有效消灭水稻表层害虫。

科技进步，促进了我国粮食高产，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实力。

（取材于王征兵、林维清、薛壮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虽已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但粮食安全仍面临一些挑战，需要高度重视。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这使我国粮食需求继续呈刚性增长态势，经济发展中耕地面积数量缩减与耕地质量下降并存。粮食近期供需虽大体平衡，但并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可以充足供应。因此，从政策层面强化管理，确保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国家在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中就再次强调，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并全面落实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此外，为了增产而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虽短期内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但也致使果蔬个头与所含营养素不成正比，有时甚至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危害。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出重“量”更要重“质”，积极推进利用现代技术生产绿色肥料。

2009年以来，我国实行粮食战略工程核心区建设，确立了河南、黑龙江、吉林为三大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生产集中将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区域粮食储备成本提升，粮食跨区域流通量增加，建设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刻不容缓。为保证粮食质量安全，除了完善粮食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外，国家还鼓励应用环流熏蒸、氮气储粮等绿色技术来保障储粮品质；为保证粮食流通合理顺利，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

新时期我国一直积极推进建立多元稳定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扩大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尤其是我国紧缺品种的进口。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使国际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增加了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我国针对不同国家采取灵活的合作方式，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粮食进口渠道，以稳定粮食供给、满足个性化需求。如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南美国家的全方位合作；通过深化“一带一路”粮食经贸合作关系，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

粮食安全是世界性重大课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手中有粮”，则“心中不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

（取材于田惠敏、张欣桐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从最近的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来看，粮食价格仍然面临着动荡不安！

首先是美国供需报告的公布，再次点燃新一波粮价上涨，这背后的原因即是饲料供应的紧俏。美国农业部下调全球大豆和玉米期末库存，其中，全球大豆期末库存数据下调130万吨，至8430万吨，另外美豆和美玉米单产下调也超出市场预期。美国农业部新一年里的首份重磅报告预示着2021年农产品市场将是动荡剧烈的。

与此同时，全球大豆市场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宣布将在2月1日至6月30日对欧亚经济联盟以外国家加收30%的出口关税；由于天气持续干燥加剧减产担忧，南美大豆产量前景不明，供应预期下滑，巴西大豆作物种植推迟3~4周以上，全球大豆供应偏紧，预计国际大豆价格高位震荡。

（取材于《彼岸观察》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