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

综艺表演类节目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综艺大观》等央视节目，这类节目一经开播就得到观众的认可。这类节目集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参与性为一体，融合了高雅品位和大众品位，在人们审美内容非常贫瘠的20世纪，极大地满足了受众观赏需求。但由于缺乏与观众的互动，节目形式单一，最终退出荧屏。

游戏娱乐类节目时期：1997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推出改变了人们心中电视节目的形象。这类节目以明星为招牌，一改往日国内综艺节目的正统、庄重，以活泼、清新、娱乐的新风尚掀起了电视娱乐节目的高潮，但也造成了娱乐节目克隆成风的现象。

益智竞猜类节目时期：2000年前后，以央视的《幸运52》为代表的竞猜博彩类节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这类节目采用问答的形式进行，并对选手进行物质金钱的奖励。此类节目与前两种类型的娱乐节目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节目的主体由明星变为普通百姓。这体现出精英文化逐渐向草根文化靠拢。但《幸运52》节目因基本模式老化、题目和游戏环节的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最终被央视砍下。

大众选秀类节目时期：以2005年《超级女声》的红极一时为开端，引发各大卫视相继制作各类“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的特点是平民参与和评判过程的完全公开化，特别是节目的全程跟踪式直播吸引了众多的眼球。选秀节目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电视20年娱乐节目的高峰。此类节目目前颇受诟病，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但收视率依然突出。

(摘编自闫亚红《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

材料二：

媒体获得新生的根本出路在于多样化的竞争。

没有收视率，作品卖不出去，便不给或少给稿酬，长期下去甚至请编导走人，将媒体关门。必须通过生存竞争来无情地淘汰各类混饭者，这样才能逼着有关人员物色人才，考虑办出自己的特色，立足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

必须正视媒体平庸化的根本缺陷，在通俗文化之外，应当致力于培育精英文化。不能只是让一批通俗明星占领媒体的大部分空间，而应开办形式活泼生动、思想敏锐的各类专家论坛、辩论会，在现有各类专家中有意识地培养能说会道、能吸引观众的名主持人、领衔专栏，推出真正具有文化底蕴和修养的节目明星。

编导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素养和鉴赏力，诸如什么是通俗文化，什么是精英文化，什么时候什么对象适合用通俗方式表达，什么时候必须用雅文化的形式，都需心中有数。比如，在元旦、国庆等庄重的节日之夜，几乎不播通俗歌曲演唱会，而是实况转播国家音乐厅的古典音乐会或演讲会，以便与其气氛相称。如果以为对所有的对象都可以用通俗文化来表达，那就大错特错了。

世界已经进入多元文化竞争的时代，媒体形象的单一化显然与此潮流格格不入。媒体如不能为广大受众提供丰富多样和不断更新的产品，而是靠王婆卖瓜、耍点噱头、明星充数，搞点有奖促销，长此以往，其失宠之势将不可逆转。

(摘编自顾肃《电视的名字叫平庸》)

材料三：

作为电视娱乐的一种，综艺节目最近几年由于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和游戏娱乐功能强调“娱乐至上”，引来一些批评。

……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

(摘编自《浅评中国的综艺节目》)

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含义：一曰“自然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万物生长，丰富多样，唯其丰富多样，方蔚为大观。二曰“自然律”，自然而然，万物各有其性，无不顺天而生，只有顺应自然，方能得道而行。

万法归宗，内涵深广。万法，可理解为万千法门，条条门径，径径通达；归宗，可理解为种种法门，如百川归海，终归一宗。

道法自然，就教育而言，就是要效法自然之丰富性，追求教育生态的多样化；就是尊重自然之道、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因材施教，顺天致性，使生命得以舒展。万法归宗，就教育而言，就是要始终不忘初心，立德树人。教育生态，丰富多样；教育方式，林林总总；教育方法，千变万化。但无论何种样式的教育，都要以人的健康、幸福和成长为宗旨；都要直指人心，培养有道德的心灵；都要以舒展生命、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提升德性、健全人格为指归，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幸福，更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禀赋，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教育应该顺应人的天性，追求个性化的教育，努力创造适合每个学生成长的教育，使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和谐而又充分的发展。

只有多样化的教育生态才能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教育格局；只有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形成万马奔腾、龙腾虎跃的生动局面，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形成多样化的教育生态和个性化的教育，必须有宽松的环境，肥沃的土壤，自由的空气，开放的胸襟，形成以人为本、和而不同、不拘一格、纵横开合的办学格局。

教育是为人而存在的，教育应该尊重人的个性。美国的道尔顿教育计划非常注重对学生个性化的教育。道尔顿教育认为，人的知识结构是因人而异的，由此形成了道尔顿教育的知识结构论和学生选课指导依据。在他们看来，选课必定促进学生的知识构成发生变化，促进学生形成单核(在一个学科领域有发展潜能)、双核和多核等不同类型的知识结构。对于明显的单核或双核知识结构的学生，学术倾向较重，他们未来发展往往是朝着一个或两个领域深化，要注重加强对其核心领域的课程支撑。对于多核知识结构的学生，他们的人生道路选择面广，更多地具有领袖气质，要注重对他们的领导与组织能力的培育。围绕学生的知识结构创设相应的课程体系，能促进他们的个性化知识构成，促使学生的志趣逐步形成，从而为学生的专业选择做好准备。

（摘编自翟小宁《道法自然与万法归宗》)

历史上溯到 1200 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守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需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慍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源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元气大伤，遭受严重挫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入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撤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