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辩说理中，很少有人能直接说服对立一方。这并不表示他的论证缺乏说服力，而是因为，一般来说，论辩式说理起到的是强化自己一方、而非弱化对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对立的双方就有可能在辩论中越说越僵。

极端的越说越僵的情况在说理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较少发生。这是因为在辩论中，理是说给第三方听的，而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以第三方为说服对象，并由此来确定说理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便是英国哲学家图尔敏对公共说理的一大贡献。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却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方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双方这么做是为了说服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和陪审员。

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等要素。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中介保证、对保证的支持等，都是可以被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方，不是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论证模式都不同于形式逻辑论证。

形式逻辑论证是以它本身的说理结构为准的，对于说理的具体听众是谁以及他们会提出什么质疑等并不关注。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张三打篮球，所以他个子一定很高。从形式逻辑论证来看，这个说法是可靠的。但是，实际上张三个子不一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本身并不可靠。

图尔教论证模式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推测出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法庭上，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第三方听众。而在公共说理中，第三方是公众。公众往往并不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拥有裁决的权威，公众所起的第三方作用是形成舆论。公众越是具备理性思考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在第三方眼里都是不值得尊敬与信任的人。

总之，在公共辩论和争论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他们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方的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像情绪化的“粉丝”那样狂热地崇拜和偏袒一方。情绪化的“粉丝”以“哄客”（起哄、攻击和制造事端的人)的面目出现，习惯于用暴力的话语来表现自己的立场。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第三方听众，双方直接顶牛儿，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

（摘编自徐责《到底谁有理，问问“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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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2023年，随着淄博烧烤的火爆出圈，淄博从一个不知名的三线城市，一跃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对于这一文旅现象，人们进行了大量分析和总结。不管何种分析，都无法忽视游客们的共同感受：来到淄博感受到的不仅有烧烤的热度，还有城市的温度。从感性角度看，正是那种流淌在血管之中的城市温情，推动了淄博烧烤火爆出圈，让淄博烧烤不再仅仅是一炉烧烤，而演化为一道文化大餐。全国游客涌向淄博，表面上是为品尝淄博烧烤，实质是大众对淄博文化认同后产生的情感共振。

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过日子的方式。”当烧烤现象演化为一种过日子的方式时，淄博烧烤能火多久其实就不那么重要了。就像淄博烧烤的火与不火，淄博人说了不算一样，淄博烧烤能火多久，他们同样说了不算。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当这一拨客人离店后，洗刷好碗筷，抹干净桌子，打扫好地面，静候下一拨客人的光临。

（摘编自周其森《淄博烧烤走红：文化认同带来情感共振》）

材料二：

近年来，“网红”似乎成了东北流行文化的标签。但网红文化只能短暂吸引眼球，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要想真正实现振兴，须重视“无烟工业”，以文化振兴促进文旅市场的繁荣，从根本上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繁荣东北文旅市场之难，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气不旺。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东北三省人口自然减少48.6万，而这一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减少86万，说明有约37万人口流出东北。怎样能让东北恢复人气？东北缺乏一个能“站出来”的城市，只要有一个“领头羊”，就会有其他城市接二连三“试水”，从而实现区域联动，为东北全面振兴带来人气。

从这个角度看。最近哈尔滨的出圈足以让人欣喜。据新华社报道，元旦期间，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收入全面赶超2019年，达到历史峰值。

有网友亲昵地称哈尔滨为“尔滨”，将最近哈尔滨在旅游市场上的爆火称为“尔滨出圈”。这背后是哈尔滨举全市之力支持文旅工作的不懈努力——为了欢迎“南方小土豆”们，全城上下倾其所有，许多民宿老板自发当起志愿者，许多餐厅老板从早忙到晚，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哈尔滨的付出，获得了回报。相关数据显示，全国不少城市周末飞往哈尔滨的机票一票难求，连寒假期间的机票都被“炒”出了近年来的新高。网友称哈尔滨终于可以“笑哈哈”了。

其实，哈尔滨还未到可以“笑哈哈”的时候。目前，哈尔滨借助文旅积攒了大量人气，但如何将这股人气转化为助推地方经济振兴的动力还要进一步探索。

（摘编自韩晗《冰城旅游出圈：文旅发力助推地方振兴》）

材料三：

如果说“淄博烧烤”火的是人间烟火气，“特种兵旅游”火的是青春，“CityWalk”火的是慢节奏的悠闲。那此次哈尔滨的出圈，火的便是冰雪中的人情味。热情豪爽本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特点，如今东北人豪爽热情的形象在互联网语境下有了更具象的解释，成为东北旅游新的文化符号。

当下，年轻消费群体的文旅消费，注重线上口碑与线下体验相结合。这是网上口碑可以不断带动线下消费的重要原因。一个地方要形成好的网上口碑，离不开流量的加持。网友们将网络上突然集中的流量戏称为“泼天富贵”，这既彰显了互联网流量巨大的加持作用，也说明这种流量具有“从天而降”的偶然性。

细品因网络出圈而爆火的城市，无论是此前的淄博，还是如今的哈尔滨，我们不难看到它们的共性：有温度、接地气、肯倾听。面对不断释放的文旅需求，淄博和哈尔滨都加强互动意识，快速反应，在服务、监管等方面齐发力。也正是这样的特点，让它们顺利地接住了“泼天富贵”。

当然，功不在一时。今天哈尔滨旅游的爆火，离不开多年来哈尔滨冰雪产业的发展和冰雪品牌的传播，也离不开当地政府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摘编自《功夫下在平时，才能接得住“从天而降”的流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树立了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继承这一学术传统，通过社会调查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加深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将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承担起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

社会调查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枢纽环节，也是对社会的基础与本质予以理解的一种方法体系。首先，社会调查是具象化的。社会调查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以一时一地的社会风貌为对象，试图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情景中展现出来的情感、气质、风俗、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变迁趋势。其次，社会调查是历史性的。要对一个特定资料作出有效解释，就要善于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了解那些习以为常却又容易视而不见的背景；就要将材料置于时间维度之下，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诠释。再次，社会调查是整合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既存在一般规律，也充斥着碎片化、非预期和非理性现象，社会调查就是要将这些规律和现象都纳入总体性分析框架，做到对事实本身的把握和尊重。最后，社会调查长于共情。在具体场景中所唤起的感性认识，可以使调查者尽可能避免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种从情感上激发的对“人”的体恤之情，可以使事物“活”的一面被充分挖掘出来，由此提炼出的理论便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社会调查的烙印。对“人”的理解、现实的观照、理论的创新，这三者的密切结合贯穿学术传统始终。有学者在民生疾苦中理解社会性质。陈翰笙的经济调查蕴含人文精神，认为只有深刻认识数量众多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乡村社会，并据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在人的处境中寻找和确立立场。雷洁琼在江西的经历使她始终秉持“用资料说话”的精神，反对“为了社会学而社会学”，主张着重观察社会变迁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学者用社会调查串联起学科的本土化与国家发展战略。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既是社会学实地调查的范本，也是他后来开展研究的出发点。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小城镇研究的系列成果，探讨了中国式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驻足当下，如何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回顾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将社会调查的实践精神融入历史的、具体的情景之中，发现社会生活“活”的表达，使“人”得到认识和尊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人民性和主体性。

今天，我们正步入一个需要用中国思想影响世界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所能做的，恰是通过社会调查，把握根植于我们历史与文化之中、与时代变迁相碰撞所激发出来的体验与思想。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提炼，就能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性作用——对外提供世界认识中国的途径，对内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建构本土化与自主性兼具的知识体系。

（摘编自邢婷婷《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人”》)

材料二：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

（摘编自廉思《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