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祁《玉楼春》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已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苏轼少作《夜行观星》有一句“小星闹若沸”，纪昀《评点苏诗》卷二在句旁抹一道墨杠子，加批：“似流星。”这表示他不懂苏轼那句，以为它像司空图所写：“亦犹小星将坠，则芒焰骤作，且有声曳其后。”宋人诗文里常把“闹”字用来形容无“声”的景色，不必少见多怪。宋祁的词句和苏轼的诗句都是“通感”或“感觉挪移”的例子。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现代西语常说的“黑暗的嗓音”“皎白的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培根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他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荡漾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方，而且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这算得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解释。

（摘编自钱锺书《通感》）

材料二

阅读《荷塘月色》，我们感受到诗情画意。朱自清先生以诗人的心去感受荷塘月色，不但游目骋怀地观察，而且严辨淄渑地品味，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

作者所写的月色是荷塘里的月色，所写的荷塘是月光下的荷塘，层次里复有层次，使整个画面有立体感、渗透感；其中动静、虚实、浓淡、疏密，是画意的设置，也是诗情的安排。这样的描写，离不开作者娴熟而有个性的艺术技巧。有鲜明的比喻，有明显的对比，有强烈的衬托，有生动的拟人。但更令人赞赏的是，由于作者对描写对象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因此突破一般经验而产生一种奇特而新颖的手法，即古典诗歌中常有的“通感”，如“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处理手段，在现代散文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描写的细，来自作家对客观物象观察的细，体味的细。仅以对蝉声这一细节的描写就足以说明问题。由于有些读者提出异议，以为月夜不应有蝉鸣，因此他请教了好些人，最后还是亲自体察，“又有两回亲听到月夜的蝉声”，才打消了本想修改的念头，因此他深深地体会到“观察之难”，以为不能“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关于“月下蝉声”》）。整篇《荷塘月色》均体现了作者这种缜密审察的创作精神，他不但对荷塘作整体的揣摩，而且作局部的审视，时而以荷塘为主景，月色为背景，时而以月色为主景，荷塘为背景，时而摹写花叶，时而描绘岸柳，时而淡勾云彩，时而轻描树影，层层铺陈，步步开拓，细腻地展现了荷塘月色令人“惊异”之美。朱自清还认为“花和光固然有诗，花和光以外还有诗”“山水田园固然有诗……仅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诗与感觉》）。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以敏锐的感觉去发现这些“诗”。从《荷塘月色》里不难发现，作者正是这样努力去发掘蕴含在大自然里的这些“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摹写了月夜荷塘的声、光、色、味，从而创造了使人沉醉的意境。

除了描写技巧有独到之处外，语言也有突出的特色。朱自清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新颖，如他自己所主张的，“新而不失自然”。他常常成功地以“不欧化的口语”来绘神状态、表情达意。优美的艺术境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语言来实现的，所以凡杰出作家无不重视语言的锻炼。《荷塘月色》的语言艺术确是达到了如作者所追求的“顺口”“顺耳’“顺眼”的境地（《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荷塘月色》之无限动人，还在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不仅使作品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

（摘编自刘泰隆《荷香月色诗情画意——读<荷塘月色>》，有删改）

材料三

1927年7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想回扬州，他的两个孩子在扬州他的父亲那里。但他与父亲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闹得很僵，他怕回去之后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决。这样的心情表露在《荷塘月色》中，就是开头的一句话：“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而这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贴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心理和艺术的奥秘。朱自清自己曾说：“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这些表明朱自清因为考虑到老婆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地作政治的抉择。

（摘编自孙绍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材料一：

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规范汉字是指符合国家颁布的规范标准的汉字。规范汉字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包括经过整理简化的字和未整理简化的字两部分。经过整理简化的字是指经国务院或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以字表等形式正式颁布的现代规范汉字。未整理简化的字是指历史流传下来的，沿用至今，未经过整理简化或不需要整理简化的传承字，如人、山川、日、水、火等字。

所谓不规范的汉字是指书写已经淘汰的异体字，已经简化的繁体字，已经废止的“二简字”和错字、别字。

语言文字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程度是衡量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基础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使用全国通用的规范化的语言文字，才能在保证交际顺利，信息、政令畅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对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增进各地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二：

使用语言文字，该遵循哪些规范？200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据了解，语言规范包括字形规范、字音规范、标点符号规范、词语使用规范、语法规范等，依据标准是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文件，如《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用法》等。

截至2016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6类47种，语言文字信息化规范标准59种，针对语言文字或者包含语言文字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200项。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直接查阅规范标准不太现实，工具书成了必不可少的助手。

2010年起，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开始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加强依法管理监督语言文字应用的力度，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规范化水平。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2017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状况，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强“微语言”传播治理工作总体方案》，开展了全国100种报纸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监测、全国5A级景区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研、全国医疗系统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研、商标广告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研，开展了出版物“质量管理2017”专项工作等，从各方面推进语言文字应用规范管理。”

（摘编自《今天如何好好“说话”》央广网2019-05-17）

材料三：

语言是我们表达、沟通和传承记忆的主要工具，也是体现民族特性的重要元素。但是，人们经常会错误地使用某些词语，也会说出一些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甚至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概念和表达。因而，我们不厌其烦地制定一些语言规范，以此来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表现力。不过，在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看来，语言的规范纯属多余。他认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语言本能”，也就是说，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演化规律，需尽量避免一些人为干预；另一方面，语言的立法者之所以会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定，是因为他们对现代语言科学一窍不通，并且严重低估了一般人的语言水平。那么，语言的规范真的毫无必要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史蒂芬•平克虽然看到了语言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也注意到了语言规范对语言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但他忽视了规范对于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认知。虽然每个人都是凭借其先天遗传的“语言本能”或“先天机制”来掌握语言，但这并不代表语言没有或者不需要应有的规范。正如哲学家罗素指出的那样，语言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个是社会性，一个是它为思想提供共同的表达形式。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只能依靠感官知觉去获得有限的知识，但是语言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便利的方法去记忆、存储和推理，能够让我们获取和创造更多知识。混乱的语言极易导致混乱的思维，影响思维的清晰性与严谨度，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而规范的语言则相反。

按照哲学家约翰。塞尔的观点，学习一种语言，也就是学习如何以言行事，如何以言取效，而这些都是规范性问题。通过了解语言规范，我们可以知道何谓恰当的、有效的或正确的表达，可以区分雅言与俗语，还可以知道如何避免在语言的使用中“以语伤人”。换句话说，学习一种语言并不只是学习语法知识和语言表达技巧，同时也是学习与之相关的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语言的不规范使用会影响我们的文化审美甚至道德判断。正如心理学家托马塞洛所言，每个人都是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教育影响之下学习语言、丰富语言，并进一步扩展使用语言的能力。因而，语言环境对人类学习和使用语言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堡垒，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并遵循基本的语言规范十分必要。就中国而言，由于不同方言的差异，在进行跨区域交流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沟通障碍。因而，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消除这些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对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维护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稳定意义重大。在此基础上，才能有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虽然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之中，但保持其相对的稳定、纯洁和规范十分必要。当然，我们在对语言进行必要规范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语言的创新和发展。

（摘编自刘松青《语言规范缘何必要》，有删改）

“亲自读书”的重要性

陈平原

所谓“读书”，不外借助文字、图像及声音，在知识的海洋里上下求索。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在挑战你的智力，锤炼你的意志，酝酿你的情绪，完善你的思考，等到你理清思路落笔为文时，其实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即便不做学问，不写文章，这个紧张寻觅的过程，同样决定了你阅读的质量与乐趣。在这个意义上，“过程”的重要性，一点不比“效果”逊色。

饭要亲口尝，书要亲自读。为什么？因为吃饭以及阅读本身，就充满了乐趣，如果有一天人类不需要咀嚼，按一下按钮，肚子就饱了，营养也足够，那并非福音。会读书的人，求知之外，很享受这阅读的过程。这就好像球迷半夜起来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就是为了享受那紧张而刺激的场面：你要是劝人家别看，明早起来告诉你谁输谁赢，那球迷是绝不答应的。对于今人来说，如果真想读书，“金钱”及“时间”的障碍不是特别严重：反而是另外两个因素限制了我们的阅读，一是电脑强大的检索功能，二是铺天盖地的名著缩写及论文提要。现在的读书人，不再欣赏“博闻强记”，这我能理解，因为电脑的检索功能实在太强大了：但省略了寻寻觅觅的阅读过程，则实在有点可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研究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从司马迁到李白到金庸。为了梳理历代文人对于侠客的想象，翻箱倒柜，上下求索，很辛苦，但不时有惊喜的发现。边找边读，边想边写，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理解为何“游侠"在某些特定时代会成为文人的“最爱”。这本《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此书刊行后三年，朋友送我台北学生书局1995版《二十四史侠客数据汇编》（龚鹏程、林保淳编）。我初则惊喜，继而沮丧。机器检索当然比我一本一本读要精确多了，许多资料我原先没读到，确实可以补阙。可另一方面，我马上意识到，日后做研究，很可能不再读书，而是设定主题词，请计算机检索，挑出一段段“有用”的文字来，再仔细推敲。缺了必不可少的上下文，更没有寻觅的艰辛以及发现的惊喜，我担心这人文研究的乐趣将丧失大半。影响当代中国人阅读兴趣的，除了检索，还有摘要与缩写。这本是辅助性功能，让工作繁忙的现代人得以用最短时间，获得你所需要的信息。然后，你再按图索骥，寻找你喜欢的文本，亲自阅读。可我发现，很多人只读名著的提要或缩写，以为这样就行了，不必再去翻看那厚厚的原著。

在我看来，各种世界名著（文学、史学、哲学）的提要、摘编、缩写，在方便考试的同时，很可能败坏了读者的口味。工作忙，实在没时间，你可以少读：但如果全都不看原著，习惯于从手机、网络、工具书等记下一大堆故事梗概，那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应付考试，没办法，偶尔这么做，情有可原。但长期如此，则读得越多，品味越差。

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生活的时代，刻版书籍流行，世人读书的方式发生变化。于是，朱熹警告世人：“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比起八九百年前来，我们今天的阅读无疑更为“苟简”。拙著《读书的“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后，我曾接受采访，谈及当下中国人的“读书”：第一，知识面广，但缺乏深入探究的动力与能力；第二，擅长检索，但抵挡不住时髦的诱惑，难得独立思考；第三，喜欢表达，但主要是滔滔不绝的“独白”，而不是有理有据的“说服”，更不是包含倾听与自我反省的“对话”。这样的读书状态，确实不太理想。

（选自《读书文摘》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