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微旅行”模式消费群体更有宽度，除了当地旅行社传统短途组团游人群外，还涵盖了不同的社会群体，比传统模式旅游主体更加多元化。

“微旅行”在目的地选择上没有固化的边界，既包含放松身心的城市周边游、乡村体验游、网红地打卡游等短线旅游目的地，也包括城市商超购物、博物馆里观展、演艺剧场看戏、酒吧茶杜小聚、公园湿地漫步等随遇而安之地，具有明显的“去景区化”特质，更加突出了旅与行的生活化，心之所向即为景，行之所到即是游。

随着我国交通事业飞速发展，城市发展正在步入“都市圈”“城市群”的新阶段，这也为“微旅游”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较低的时间成本等优势。当前“微旅行”目的地主要集中在：“2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1小时”城市文化生活圈、“半个小时”城市购物圈、“30公里”乡村旅游圈、“十分钟”社区交友圈，既能巧妙寻求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也能尽情享受身边的“诗和远方”。

“圈层化”的便捷交通条件，也为“微旅行”带来了全新出行体验，就目前“微旅行”出行方式看，主要有城际高铁游、城市地铁游、乡村自驾游、共享单车游、徒步自由行等选择方式。同时，为满足城市“微旅行”人群需求，不少城市还开通“城市美食公交”“城市观光公交”“研学旅行公交”等专线专车。

“微度假”的旅行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及乡村，通过短时间化大闲为小闲，负担小，频次高。“有钱缺闲”的消费者无需掐指计算年假和长假，不必费尽心机制造出更多的长假；“有闲无钱”的消费者也不必苦于囊中羞涩，因为很多“微旅行”目的地零门票。由此可见，传统度假旅游是让少数人幸福的产业，而“微旅行”则是让更多人幸福的产业。

（摘编自王军《“微旅行”火了，后疫情时代去景区化的六大特质被曝光》）

材料二：

以距离近、时间短、慢体验、轻松游为特点的“微旅行”，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成为不少人休闲度假的新选择。“微旅行”利用时间空间上的“微”，换取细致深度的体验，透过不一样的视角和步伐，行走在熟悉之地，发现别样的好景致和好生活。

“微旅行”体现了新的旅游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场说走就走的慢游，富有个性、参与感的深度体验，收获一些感悟与感动。旅行未必一定要去远方，只要能给心找到休憩的地方。马蜂窝旅游等线上平台已推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面向本地游客为主的一日游、两日游等“微旅行”产品，帮助游客寻找藏在城市街头巷尾的新体验，体会在近处旅行的乐趣。

风景名胜固然能吸引眼球，但持久打动人心的是这个地方的文化气息和生活味道，这也是“微旅行”的核心吸引力。

（摘编自赵珊《公众青睐“微旅行”   发现别样好风景》）

材料三：

“微旅行”越来越受青睐，反映了人们旅游观念的转变升级，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缩影。“微旅行”的显著特征是去景区化，任何地方，凡是可游、可品、可体验、能引起人们愉悦感受的对象都可以成为旅游产品。这为一些景点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提供了发展旅游事业的新机遇——无需太多资金投入，只要深度挖掘、盘活、用好本地历史、文化、娱乐等资源，围绕景点、街区、主题等，精心打造特色品牌，推动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并凭借善待游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照样能将“微旅行”搞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要想“微旅行”早日在更多地方流行起来，关键要让“微旅行”的体验更丰富、更美好，要在“微旅行”中更好地融入本地的历史风貌、时尚潮流、文娱生活、特色美食等元素，使其充满魅力。

各地应学习北京、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全域、全产业链、全方位发力，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比如，出台考核激励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微旅行”，鼓励旅游企业开发出能够深度体验本地特色的线路和产品。

（摘编自杨维立《“微旅行”渐火，仍需加油添力》）

材料一：

人格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会一贯表现出来的特点，具有稳定性。但考虑到稳定性并非一成不变这一问题，我们不能据此在人与文之间划等号，天真地认为文即人也。在“文如其人”一语中，这个“如”毕竟是个“模糊概念”，而不是等同。

作者的个性给作品灌注了生气，作品中总要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意志，总要打上作者自己人格上的印记。“文如其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从主观方面而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作者在感受、体验、表现社会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特征。其中，时间是性格定型的关键因素，这种通过时间积淀下的性格特征产生的行为惯性，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的。文风的形成与人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是一个人生活阅历实践同一进程的产物，两者互相影响，具有相关性，自然可能导致文如其人的现象。尽管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性。猬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李白敢于在皇皇朝堂之上让皇帝宠臣高力士亲手为自己脱靴，而读者在展读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生宣言，焉能不为他的人文如一拍案叫绝？在这个意义上，“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也好，“望其枝叶便知其根本”的比喻也好，“人非流俗之人而后其文非流俗之文”也好，都是可以成立的。

“文如其人”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人属于生命实体，文只是人抽象出的某种信息、思想、情感的符号表达形式。人是多面性存在，文本只能反映人的某一面。作品往往只表现作者某一方面的思想情感，虽然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内容也很丰富、复杂，但相对于在逝者如斯的时间之流中的活生生作者全貌而言，还是比较单一的。作品是人有区间、有主题的表达，其间经历了语言符号与形象体系的转换，不可能是人的机械、刻板的投影。人在历时中变动，文只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同一作者在不同情境或情绪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可能大异其趣。人的思想、感情、志趣、追求都可能发生变化。而文本一旦形成，内容就相对定型了。我们在说“文如其人”时，其实都是经意或不经意地拿部分的“文”来说明一个完整的“人”的。人本身不仅仅是很难用语言描述，而且是完整且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将局部的“文品”与完整的“人品”统一起来，本身存在天然的瑕疵。

文如其人从学理上说是一种根基论，人格观念可以作为考证的参考因素，但不能绝对化。基于这一理由，如果说绝对的“文如其人”之说是独断论，绝对否定“文如其人”之说会陷入怀疑论，那么具体分析就是一种务实论。

（摘编自张世明《文如其人乎：人格观念与中国考据学方法》）

材料二：

社会学的人格相对讲究统一完善，可供追摹；诗学上的主体人格因其特异而多纠结分离。但不管怎样，构建诗歌文本，永远离不开诗人人格“打底”。一般而言，人格的精气神高低，经常主宰文本质量的好坏。诗人主体人格，意味着要在文本中实施个我形象的最高塑造。而“自我形象”其实是作为文本的“镜像”副本，由内在“自我”与外在“他者”共同打磨，才最后形成读者接受的效应。自我形象强大时，“副本”可能直接左右主本，通过强烈的主体性抓住读者，并以此制胜；但自我形象有时弱一些，或有时隐一些，其实也没太大关系，只要“他”溶解在文本其他质素中，默默地释放能量，也够得上带出一个“影子部队”——如果做得好的话，隐性的自我形象依然不乏光彩。

普泛地说，文本自我形象的塑造使诗歌主体俨然成为诗国中的帝王，他以突出的崇高感、力量感、道德感作为表征，往往显现为自我与存在的夸张性搏斗，且成为公众文化符号，成就了千千万万人向往的——人类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爱、温情、良知以及尊严、自由、独立的张扬，都是关乎人的自我塑造不可或缺的重大元素。君不见，人心的荒漠多么需要至爱的滋润；愚顽的天性有求于良知的牵引，阴暗的心理渴求神性拂照，委顿的人格急待圣水洗礼。任何过于偏移个我阴暗面的渲染，其实都是有悖于人类——这位奇特设计师的善意。为使人的塑造走向全面完善，一方面，那些过于夸大渲染人的残缺、黑暗、破损部分，还是应该有所收敛，以免过分偏激偏斜。另一方面，现代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那是人与世界的离异和人与人的离异，在充满娱乐至死和自我放纵的下坠中的挣扎，不应逃避针砭与提醒。故正能量要求：诗人的自我形象应锁定在较高起点上，“为民族击鼓者，为人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

（摘编自陈仲义《现代诗人新论：主体性的正面形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纪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作出积极贡献。”“讲好中国故事”，是党自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过去十年，中国有效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出现了很多优秀实践案例，国际传播的理念和方法发生了深刻变革。

我国国际传播更加关注破解“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我国国际传播着眼于中国在世界的大国责任，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为理念，提出中国方案，与世界分享中国治理的经验。其中，《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发展走向，全面深入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特别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节选自王磊《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材料二：

作为国家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载体，中国纪录片正经历从“讲述中国”到“认同中国”的转变。这正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微观呈现。我们可以从题材、叙事、制播、平台等方面着手，调整策略方法，提升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纪录片在题材上注重选择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受众共同关注的故事、人物和现象。中国纪录片在选题上可以完成两个层面的设置：其一在中国题材中挑选出具有全球性的话题，从自我立场的议题设置转向向全球视角的主题选择；其二，积极发掘同一主题下不同情节的故事，在多元差异中体现出同一性的全球主题。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纪录片以讲述人类视角下的日常故事为叙事原则。“人类视角”下的纪录片叙事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了解和把握自己生存的世界来认识把握自己，即使是非人类的生命体也可以在人类视角基础上表现人性化的日常生活。人们从这些生活的场景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影响自己的思考。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纪录片制播方式以融合为基础，具体表现为“分离式的制播融合”和“合作式的制播融合”两种情况。前者指本国制作团队与国际播出渠道的融合，是一种单线式的融合；后者指以多方合作方式分别组建制作团队，搭建播出平台，是交叉互动式的融合。目前，用于国际传播的中国纪录片正在从“分离式”的制播简单融合转向“合作式”的制播深度融合，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国要积极搭建“中国倡议下的世界对话”平台。中国纪录片如果想要号召世界力量完成对话交流，需要建设成一个自主且开放的动态发展系统。中国纪录片的意义不能局限在“中国”的单一标签上，而应体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

（节选自雷璐荣《从“传播力”到“影响力”：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深度发展方向与策略》）

材料三：

自2020年亚洲象北迁事件发生以来，全世界各路媒体纷纷以纪录片、云直播、短视频等传媒形态，聚焦和围观象群迁移的一举一动，将之打造成一场媒体事件。通过直观再现象群的日常习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轨迹互动来传达共通性的生态价值观，讲述中国动物故事、发出中国环保声音。

近日，由国新办对外推广局指导、解读中国工作室和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联合出品的纪录片《与象同行》陆续登陆国内外主流媒体及互联网平台。该片以“共同体观念”为文化根基，采用拟人化的叙事方式追踪记录了云南西双版纳的野生亚洲象“短鼻家族”历经17个月的北移南归过程，并在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与话题营造下引发全网“云追象”热潮。聚焦动物选题，追踪热门话题，并软性植入中国方案、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与象同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内涵可从纪录片《与象同行》中窥见一斑。第一是“自然内循环共同体”，表现为象群“短鼻家族”内部的集体意识。第二是人与大象和谐共处的“跨界外循环共同体”。

《与象同行》紧扣社会热门话题，将镜头对准海内外观众共同围观的亚洲象北迁事件，设立“大象旅行”“世界大象日与象同行”等热搜话题标签，试图寻找各国观众的话题和情感“连接点”。

（节选自韩飞、成亚生《纪录片〈与象同行〉：共同体观念下的共情表达与话题传播》）

中国教煌莫高窟“诚邀”同为东方文明的柬埔寨吴哥窟共赴一场横跨万里的千年之约，做一次超越时空的文明对话。纪录片全方位展示了在“两窟”相遇的文化符号和相似的历史境遇中“一带一路”沿线文明兴衰的历史反思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