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鹿的猎人看不到山”

李斌

①“宛若童话世界，美到无法形容”，去过九寨沟的人，一定都有类似感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片人间仙境竟差点被电锯吞没。上世纪60年代，当地先后在九寨沟内开设两个林场，按照当时的砍伐速度，很多原始森林几年内就会化为乌有。幸运的是，砍伐被及时叫停，随着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九寨沟的美貌惊艳了全国。

②“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30多年，我始终不变的愿望是，把大自然原有的颜色和模样还给它们。”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一位政协委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好生态是无价的，以前许多地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发展，结果却发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没实现经济水平持续跃升，百姓也责怪得不偿失。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社会发展的本钱，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谁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谁不算长远账、不算整体账、不算综合账，谁肯定会吃大亏。

③一位作家讲述过他在太行山看到的触目惊心的一幕：绝壁上几乎没有树，岩缝当中到处有人活动，不是攀岩也并非探险，而是为了寻找一种叫做崖柏的树木。崖柏数量少且生长极慢，因为材质适合做手串、摆件，所以近年来被疯狂采挖。剩余的崖柏越少，高价越会刺激人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把山里最后残存的崖柏挖出来。俗话说，“追鹿的猎人看不到山，打鱼的渔夫看不见海”。只知道索取不知道感恩和回报，一旦资源枯竭，再怎么弥补也悔之晚矣。

④如果把自然比作人类的母亲，那么我们真的应该做一个孝子。“留下所发现的东西，带走所带来的东西，将对环境的冲击减到最低”，随着徒步、露营、攀岩、漂流等户外活动的普及，“环境最小冲击法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倡。这一文明公约，充分显示出尊重自然的亲和态度和约束自我的生态精神。有人慨叹，久居于“水泥森林”，患上了“自然缺失症”，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冲动。意识到远离自然的生活是不健康的生活，那么也应该意识到，过度透支自然，同样不是健康之计。发展其实同户外运动一样，应懂得“留白”和“禁足”，这不仅不会束缚人的探索欲、求知心，反而可以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水、土壤污染防治”，“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举措，为的就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现在，许多地方设立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面积很大，有些人喊亏叫屈，显然没有看到好生态中蕴藏的无限价值。一些省市坐拥煤炭矿藏，却立下军令状压减产能、努力实现煤矿全退出，阻力和痛感都很强烈。但必须明白，物尽其用不等于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当我们眺望美丽中国，万不可被短期利益蒙住了双眼。

⑥“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古人物我交融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多些自然情怀、生态意识，世间的美丽风景不仅永驻，更能助力我们“诗意地栖居”。

（《人民日报》2017年3月13日）

【链接】

环境最小冲击法则，也称无痕山林（Leave No Trace，简称LNT）法则。是始于美国的一种户外运动方式，旨在提醒人们在自然中活动时，关注并身体力行地保护与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随着户外活动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以户外徒步、露营、攀岩、漂流等为主要内容的户外活动已经作为一种时尚的健身项目越来越被各个年龄段的人接受，与此同时，户外活动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随之加大。为使我国的户外活动能够朝着良性发展的路上走，2011年，LNT法则被引进中国大陆。“无痕山林”有七大基本准则，包括事前充分的计划与准备、在承受力范围内的地点行走宿营、妥善处理垃圾、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减少用火对环境的冲击、尊重野生动植物、考虑其他使用者。“无痕山林”的核心理念：对环境的“尊重”和“最小冲击”。

（新浪网）

《易经·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这个说法，诗词曲赋与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都可归入无形的“道”的范畴，强调哲理和美学意义；而建筑与车舆、衣服、盆碗类似，属于有形的“器”的性质，注重实用性，兼顾审美，主要由匠人来制作，文人士大夫阶层极少直接参与。由此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界虽然巨匠辈出，巧夺天工，取得极高的成就，却一直缺乏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相对得到主流阶层的追捧，出现了《园冶》《长物志》等理论名著，而在更广泛的建筑领域，相关学问备受冷落，虽然有宋代《营 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等官书和明代《鲁班经》之类的民间著述传世，但数量远远不及西方，而且主要内容都偏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记述，没有太多的理论探索，与西方古罗马《建筑十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名著差异很大。

19 世纪末叶以来，随着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中国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冲击，传统建筑行业走向衰微，源自欧美的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式逐渐在中国各地流行，使得拥有千年历史的华夏大地的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建筑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趋同，与古代则大相径庭，广大建筑师对于传统的建筑技艺普遍感到生疏，绝大多数设计作品都近于西方建筑的翻版，失去了本土的文化基因。在此情形之下，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外建筑师努力尝试扭转这一趋势，在现代建筑中刻意表现“民 族形式”，将传统建筑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融入新的建筑项目，如亨利·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 校园和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先贤致力于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展开研究，梁思成、刘桢等学者四处考察测绘，搜集古籍，成果斐然。经过几代人 的艰难跋涉，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形式”的探索仍处于迷途之中，尚未找到相对圆满的解决之道。而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长期侧重于历史本身，理论方面的论述非常有限，还不能对建筑设计进行明确的指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香港建筑师李允鉌先生正式出版《华夏意匠》一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作者在《卷首语》中解释：“‘华夏’指的是古代的中国，‘意匠’可作建筑的设计意念，‘华夏意匠’意即‘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意念’。此书得到海内外建筑界的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此书的撰写显然受到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引述了大量的前人论述和经典实例，完备性超过之前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恰如武侠小说中全真派的全套武功，无所不包，既有“道”层 面的精神诉求，也有“器”层面的实践指导意义，故而难能可贵。建筑史学家龙庆忠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说：“中国古建筑是古今都在东亚地区，由东亚人民产生的。它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静环境，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它既具有几何构成，又有模式表达和逻辑构成。这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中国古建筑的产生与发展由中国独特而广袤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决定，同时又受到各种社会、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华夏意 匠》对此有深入剖析，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进脉络和多重影响因素。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建筑单体的规模往往有一定的限度，造型上的差异也不大，更注重以群体组合的方式构成丰富的院落，“由一座变多座，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以北京紫禁城与巴黎卢浮宫作比较，可见前者以“数”的集聚完成复杂的总体结构，而后者以“量”的 叠加形成庞大而清晰的多层系统。殿亭楼台分占不同位置，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巧妙的布局， 在彼此之间构成严密的呼应关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延续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大难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也面临消亡的危险，幸而有诸多前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孜孜以求，拯危继绝，传递薪火，一息不灭，功莫大焉。

（节选自十一贝子《大家·中国建筑如何免于沦为西方建筑的翻版？》，有删改）

从“王朝国家”视角阐释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是史学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尽管尚未有学者对“王朝国家”概念作出明确的学理阐释，但从具体使用看，王朝国家主要用于指称清朝及其之前的中国历代王朝。考察东亚尤其是中华大地上存在的历代王朝疆域，可以看出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的影响下，王朝国家基本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有疆无界”，且疆域盈缩无常，是其突出的特点。历代王朝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众多古代通史和断代史类的论著对这些王朝国家的历史有大量记载，史料丰富。这也是众多疆域史著作选择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叙述体系的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对清末的国家建构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在我国学界尽管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是理想还是现实的疑问，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大家对“民族国家”概念的广泛讨论。对于“民族国家”，我国学界的分歧并非“民族国家”概念的本身，而是在“民族国家”理论中“民族”概念的界定上。学界关于此问题的大讨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迄今仍存在较大分歧。受“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中国疆域沿革史》就是从“汉族”视角切入，将“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与“汉族”对应。但历代王朝的建立者并非都源自“汉族”，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所以，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审视中国历代王朝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得出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也有的学者为了规避对“民族国家”之“民族”认识上的严重分歧，提出了“国族”概念，认为“国族是民族国家的根基。但国族并非民族群体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政治构建的产物”。

国内学界关于“民族国家”概念的讨论中，有两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是尽管不少学者将“民族国家”理论的源头上溯到了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但同时期在欧洲大陆已经建立了主权国家。而“民族国家”理论产生于18世纪，在时间上大大晚于主权国家。二是一些学者虽然使用“民族国家”概念，但在对中国疆域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区分“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所谓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多民族国家”，于是就有了“民族国家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的解释。“主权”是构成当今“国家”的最关键要素，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从理论上都属于“主权国家”。一些学者提出“国族”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但要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对“国族”作出合理的学理阐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主权国家”是指近代以来相邻国家通过外交谈判，签订条约并竖立界碑明确疆域范围，拥有“主权”的国家。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主权国家是基本样态。“主权国家”理论的产生，是与近代以来主权国家逐渐成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组成部分相吻合的。“主权国家”理论对中国疆域研究的影响，虽然没有“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理论明显，但国内学界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问题的论著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运用。譬如，一些学者认为西域、西藏等边疆地区融入中国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央王朝设置机构对这些地区实施了“有效管辖”，其理论依据就是“主权国家”理论。如“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后，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实施着有效的管辖”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依据这一理论认定古代政权及其疆域归属，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仍需深入探讨。

（摘编自李大龙《中国疆域诠释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