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用阴历（月亮历）记时，用阳历（太阳历）划分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我们祖先把5天叫一候，3候为一气，称节气，全年分为72候24节气，此后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订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与中国古代哲学体系有密切关系，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它们是：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12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它们是：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节气”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

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用来反映季节的，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反映了四季的开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从天文角度来划分的，反映了太阳高度变化的转折点。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等五个节气反映气温的变化，用来表示一年中不同时期寒热程度：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四个节气反映了降水现象，表明降雨、降雪的时间和强度；白露、寒露、霜降三个节气表面上反映的是水汽凝结，凝华现象，但实质上反映出了气温逐渐下降的过程和程度；气温下降到一定程度，水汽出现凝露现象；气温继续下降，不仅凝露增多，而且越来越凉，当温度降至摄氏零度以下，水汽凝华为霜。小满，芒种则反映有关作物的成熟和收成情况；惊蛰、清明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现象，尤其是惊蛰，它用天上初雷和地下蛰虫的复苏，来预示春天的回归。

二十四节气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节日的氛围，夏至、暑伏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以致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在这些节令中，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材料二：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宣传片用中国式美学惊艳了世界，尽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二十四节气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本期对话邀请萧放，孔祥智、唐志强三位专家，就二十四节气进行探讨。

主持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一直以来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遗成功的意义是什么？

孔祥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演化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气候、物种、环境、起源地点、演化路径等偶然性、必然性因素交织在一是，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文化演进规律。二十四节气就是反映了中国农耕文化特点的核心成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农耕文明的独创性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既表现了对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可，又丰富了人类农耕文明宝库，对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还有哪些重要功能和意义？对推动乡村振兴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萧放：二十四节气对当今社会的人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它具有增进文化认同的功能价值。传统时间制度与观念，代表一种文化归属。在每个节气点，通过共同的心情，参加共同的仪式活动，共享时令节物，经受共同的物质与精神体验，从而凝聚大家的文化认同感。

孔祥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绝对不是把过去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从节气文化角度看，首先，对于目前尚且保留下来的节气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等，要花大力气保护起来，并且修旧如旧，有的甚至成为地方文化的标志物，保护好传统文化遗存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努力使其传承下去，依靠新型传播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必要时，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介入，采取经济手段促进其传承。

主持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二十四节气等农耕文化传承任重道远。今后如何做好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工作？

萧放：全社会需要进行二十四节气知识的普及与价值功能认识的再动员，实现其在社区、家庭、学校的落地生根。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节气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让人们直接感知与节气相关的知识与文化，从而把节气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大家的共同参与，让与节气相关的文化成为一种生活仪式甚至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二十四节气才不会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传统通产，而是成为一种不断再生产的文化资产，成为我们生活中天道与人道互相感应的周而复始、循环不绝，永葆生机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

（节选自《二十四节气，是传统遗产更是文化资产》，原载自2022年2月24日《农民日报》）

道教延续古代中国“贵生”的传统，对于肉身存在相当重视，要借尸还魂，要肉身成仙，当然对身体格外重视。但是，中古时代佛教影响越来越大，相信“无生”，轻视形骸而重视精神，因此有火葬之风。佛教影响下中古时代这一风气逐渐流行，在中国社会史上是一个大话题。

不过有意思的是，佛教带来的这种不保存整体的尸身的习俗，与古代中国丧葬传统不合，倒与氐羌、吐蕃、突厥等异族风俗相合。到了“中国”意识越来越强的宋代，对中古时期的“胡风夷俗”有相当的警觉。从宋王朝一建立，官方就开始抵制火葬，重新强调土葬。现代认为是“文明”的火葬，在那个时代因为来自异域文化而不合汉族文明，因此，在中央皇权、地方士绅加上理学家的不懈抵制下，两宋时期被渐渐禁绝。

不过，中国历史过程极为曲折，风俗也反复变化。由于宋代之后又有两个非汉族王朝，宋代汉族士大夫重新恢复土葬的传统又被打断，元代与清代两朝是少数民族统治，原本并不完全依据汉族传统，因此，宋代之后的蒙元与明代之后的清朝，火葬之风又重新流行。我们不妨从朝鲜燕行使臣的眼中来看。康熙三年洪命夏第二次出使中国时曾经说，明朝的丧制虽然与古礼有差异，但还是要土葬其亲人，但清人火葬，穿圹寻甓，真不知道汉人会有什么感觉；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两次出使清朝的李宜显，则批评清朝丧制，“清人皆火葬，汉人则否，而近来颇有火葬者，盖染胡俗而然也”。到嘉庆八年，出使清朝的徐长辅还在抨击中国的“满人多火葬，汉人不尽然火葬，盖入棺后烧之，收其骨纳诸器而瘗之，聚土为小堆，此用浮屠法也”。

按照他们的推测，这当然和大明变成大清，统治者由汉人换了满人有关，朝鲜使者觉得，满人风俗原本与汉人不同，也根本不遵礼法，蛮夷之风已经侵入华夏之域，只有朝鲜礼仪始终坚守朱子以来的正宗规矩。康熙二十六年，朝鲜使臣吴道一就分析说，清人入关以后，汉族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局于侏漓之俗，渐染羯夷之习，虽有高世之姿，绝人之才，终于夷狄而止耳”，四年后到达北京的徐文重，就说得更清楚，“（北京）近世以来，虽为帝王之都，与夷狄迭代，人心风俗已成习性，自与中土不同”，直接把风俗之坏归咎到了蛮夷当政，道德沦丧上。

关于清朝满人流行火葬，汉人士绅提倡土葬的优劣，这也难说得很，但值得注意的是，以风俗史和观念史上看，火葬之流行把过去肉与骨、生与死、人与鬼之分的古代传统淡化了，显然，在佛教观念和异族习俗的双重作用下，灵魂或者精神很重要，肉体与骨骼已经不再重要，人的“再生”，已经不像古代中国传统要“借尸还魂”，即依赖骨肉肌肤才能实现，而是“轮回”。因此，尽管大多数汉族士绅依然恪守《朱子家礼》，实行土葬，对遗骸加以保护，但佛教观念与火葬风俗多多少少也把原本中国重视骨肉身体存在的传统观念和土葬风俗有所改变。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x证据的暧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摘编自俞熙娜、沈爱国学术论文《“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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